【读书笔记碎片】
秦始皇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既是延续了秦国学吏制度的传统，也是推行【书同文】方针的必须。【书同文】是维持【天下一家】的必要措施。大一统文明以公文来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没有统一的文字，各地方看不懂中央的法律政令。但【书同文】的主导权掌握在谁手中，是一道填空题。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下，填谁都有可能是被历史选中的备选正确答案。
秦朝文法吏勤勉地完成了【书同文】的工作，却又不足以成为掌握和传播经典文化的主导力量。这就是为啥秦始皇一面看不起儒生博士，一面又不得不用他们来帮助自己搞文化大一统的破旧立新（祖龙不是魏武帝曹总那种文坛领袖型雄主，曹总可以自己开创文化意识形态潮流）。然而双方立场冲突不可调和，儒生才不想搞破旧新立。
反秦的六国遗老遗少，其实也还保留着杂采战国诸子百家的惯性，并没真把儒家当成文化大一统的标杆，甚至不像秦始皇那样有意识地搞文化大一统。哪怕是汉高祖，骨子里跟始皇帝对儒生的态度大同小异，只是更善于妥协和统战。汉文帝、汉景帝跟高皇帝是一个路子，偏战国之六国遗风，并不特别尊儒。
直到汉武帝才完成文化大一统，搞成内儒外法。内儒是文化统一，即软件系统；外法是制度统一，即硬件系统。两者皆为【天下一家】的至高理想服务，从秦皇到汉武，经过流血的反复调试才得以兼容。
其实在始皇之前，荀夫子、吕不韦、齐国稷下的管子学派，各自准备了文化大一统的方案。荀夫子其实就是内儒外法。吕不韦是在秦国实用主义基础上博采百家精华。稷下管子学派托名管仲之学（也就是所谓的齐法家），也是搞百家综合的路子。荀夫子的方案经过磕磕绊绊，最终成为历史的选择。
吕氏春秋与管子学派的杂家，看似兼收百家之长，但实际上很工具化，不符合文化大一统的内在需求。文化大一统的内在需求是以某个学派为绝对的主心骨，在此基础上兼收他家为工具使用。杂而霸，粹而王。始皇帝逼死了吕仲父，但实际上也保留了不少他的文化改革成果。比如睡虎地秦简里的《为吏之道》，杂了法墨儒道的思想资源，跟吕相国执政时期的文化政策是一致的，看似开放实则只是出于实用。要是杂家能撑住文化大一统的大旗的话，始皇帝肯定不会捏着鼻子跟儒生合作。只有荀夫子那一套，儒主内，法主外，才能形成稳定的文化大一统与政治大一统双核。
其实从西周到春秋战国，道术已随天下裂。西周是诸侯分封制，没有也无力实现政治大一统，却有着文化大一统的基础。礼乐文明与雅言，以及文字，开始是诸夏通用。后来礼崩乐坏，诸侯纷争，文化差异在发展中变大，周之道术裂为诸子百家，旧的文化大一统不复存在。新的文化大一统若是建不起来，会很麻烦。因为，政治大一统离不开文化大一统作为多族群融合共生的基础。春秋战国五百年大争之世，是一个养蛊式的试验场，试验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说得轻巧，做得艰辛。天下定于一，光是政治上大一统还不行，文化上必须重建大一统。政治大一统，文化却多元分裂，对于维持中华文明【天下一家】的理想是不利的。于是乎，历史中国无论引进多少外来文化的养分，都会像滚雪球一样重新完成文化大一统的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