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我站在讲台上，读完了长达几千字的夸夸其谈的演讲稿。胸膛里的热血灼烧着每一条神经，使我变得格外敏感，声音高亢。我一次又一次地深呼吸，安抚颤抖的神经中枢，告诉它别再紧张。

窗外的蝉鸣声和教室里的高声宣读一样聒噪。小小的教室里挤满了来开家长会的大人，他们忍受着炎热和这令人心烦的声音，只为了自己孩子的学习和成长。终于读完了，班主任上台抚着我的背，说：“这个学生的成绩从去年开始就直线上升，从中下游一跃成了班里的前五名！他是我们班里最有野心的人，将来励志要考清华的！”

班主任的一番话让所有人记住了这个“最有野心的人”。可我始终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子。一年前的班会上，班主任问我们：你们的理想是什么？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说，当国家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发家致富；有的说，成为一名救世济民的医生；我直接站起来昂头宣布：“考清华！”事实上，当时的我对于“考清华”这件事没有任何的概念，因为距离高考还有五年的时间，我根本不知道难度有多大。这句话也并非是后来激励我拼命学习的原因。

这句话不久就被我抛到了脑后。直到几个星期后的家长会，老师给每个学生发了一封信封，让我们给自己的父母写一封信。信没有保留下来，内容也几乎忘记，只记得那是一封埋怨父母抱怨家庭的信。后来父母给我写了一封回信，这让我深深地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责。我忽视了父母的辛苦，只觉得他们亏欠我。其实他们什么都不欠我的，我却身在福中不知福，觉得父母给的还不够！我觉得我应该为我的行为负责，应该给他们一个交代。于是我开始拼命地学习。你很难想象，那时候十三四岁的小孩子怎么会迸发出那么强大的力量，每天晚上熬夜背书，早上比起床铃早半个小时起床，宿舍门刚打开就冲出了宿舍，哪怕是吃饭的时间也在看着书做着题，体育课音乐课美术课用来写作业，课间用来背单词，上个厕所也要带着书去，好像浪费一丁点的时间都有罪。直到一年后，我父亲坐在我的座位上，听着我做演讲。我记得，那一天正好是父亲节。

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最有野心的人”在为了自己的理想努力，但无人知晓，这个男孩心里的愧疚终于抹平。那个时候的事情都很单纯，想要好成绩，只管努力学习就好，不用讲究方式方法；情窦初开，只管对她好就行，不用在乎颜值家境。不像长大以后，事情繁多复杂，时间紧迫，要找一个事半功倍的方法才能完成。

我似乎太清醒太理智了些，我总是想要看到一件事的最长远的利益。这适合做一名商人，不适合谈理想。有时候认为这种想法很危险，自己也是个很危险的人。我还没能找到能让我喜欢到极致的东西。譬如，我喜欢一位异性，但我在不断地审视检讨中发现，我似乎并不是真正喜欢，我更喜欢我自己一些。我能对她说各种甜言蜜语，聊天南海北，谈人生理想，可是对于行动，我似乎不怎么愿意付出。那这是真的喜欢吗？在爱情中，如果两个人都保持的很理智，那这段感情必然是长久不了的，必须要有一个先疯掉，才能把另一个拉下水。我迫切的需要一场灾难来告诉自己真正在乎的是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法国作家法郎士写了一本《红百合》，里面写道：“一个女子如果出生在比较幸福美满的家庭，婚后的生活也比较甜蜜，到三十岁的时候连一场大病都没有发生过，那么，她对人生的认识注定是肤浅的。”我认为，这句话对整个人类都适用。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法郎士这样具有一定的深度，很大一部分思想较深的人都会产生厌世心理，他们需要一些接地气的、简单快乐的灵魂的救赎。比如胡适先生和他的妻子江东秀。

或许前进的姿态不应该是小心翼翼的，但这路上任何一个陷阱都可能致我们于死地。如果疯不掉，那就先假装疯掉，可能在这半路上，就找到了那个陪你一起疯一起跳下陷阱的人，或许在这路上，就能真正疯掉，可能这才是真正“最有野心”的方式。

202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