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主要描写了1768年我国的镇压妖术现象，生动形象地展现出各省的恐慌怎样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以深刻的笔触揭示了在皇权统治下的地区与中央、中央与人民之间隐隐作现的矛盾。君权的统治已经有些摇摇欲坠，到了君主要“实现对官僚的有力有序和可靠的控制以变得十分困难”这种局面。这本书完在1990年荣获“列文森中国研究最佳著作奖”，2012年此本书被译为中文版首次发行。作者孔飞力可能是研究我国晚清以来的社会史、政治史最为著名的美国学者了。
一、不安定的成分隐隐作祟
十七世纪下半叶至十九世纪初，中国经济规模、农业生产规模空前扩大，人口也翻了一番。然而，中国面临的更大外部环境因素是，中国开始与世界有了一些关联。玉米、番薯、花生等农作物的引进，扩大了中国的农作物规模，更多的人开始从农村向城区集中；而随着中国大量出口的丝绸、茶叶和瓷器，也使得国外的白银和铜大量流入中国。西方国家与中国开始了正面的碰撞。看似祥和安宁的中国，仔细看去，它的经济根基并不稳定，当越来越多的财富涌入，白银的通货膨胀蔓延开来。不同的阶层经济差距逐渐明显开来，有多少的乞丐和僧人要靠乞讨为生。而人口过剩，也使得社会治理越发困难，对于那些已经穷到没有什么值得再失去的人而言，礼教似乎变得很不重要，正是这些处在社会底层的人不断增多，越来越成为社会中的“不安定因素”。
而《叫魂》最早发生在富饶的江南地区。这是因为看着乞丐和流浪汉的不断增多，这些人家害怕乞丐们污染自己；也害怕同样的厄运会降临在自家头上，这就使得社会上一点的风吹草动都会让他们惶恐不安；宁可全部抓走也不愿意放过一个形迹可疑的外乡人，村民们好像要把所有的焦虑、不满和愤怒都发泄在这些最底层阶级的人头上。也正是因为这些当地村民的紧张情绪难以平复，导致各地官员只得严刑逼供那些各处流窜的外乡可疑人员，一场场的闹剧在百姓的推力下不断发酵。许多无辜的乞丐游僧就惨死在这种暴民的攻击之下，成为叫魂恐惧的牺牲品。
二、子虚乌有的闹剧何时收场
《叫魂》中的叙事，是由一系列稀奇古怪、扑朔迷离的故事和案件串联组成的，在讲述这些故事的同时，孔飞力将这些隐藏在“盛世妖术”现象背后的种种时代的、政治的、社会的及文化的涵义都展现了出来。“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即清乾隆三十三年。这种妖术恐惧从江南发端，沿着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席卷真大半个中国。
中国人自古就认为，人是可以分为“灵”和“魂”两个部分的。而招魂就是将人的名字写在纸上或将一缕头发割去，用来吸走人的魂魄，指示人去做事。愚夫愚妇们受到这种妖术恐惧支配的恐惧，相信妖术师们能够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名字来盗取其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一时间，小老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追缉流窜各地的“妖人”，而皇帝则寝食难安，力图弄清叫魂背后的凶险阴谋，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清剿。而割头发之所以能引起皇帝的重视，也是有渊源的。当年满族人称帝后，曾下令所有人都要剪半发，前额要剃光，这件事引发了不少的汉人反抗，结果是遭到了强烈的镇压，以异常惨烈的结局收尾了。到了乾隆年间，皇帝已经隐隐感觉一场汉人和满人之间的斗争在慢慢浮现，不仅是满人逐渐汉化，还有汉人对于皇权的窥伺。一切都让皇帝觉着很难控制，他觉着这已经不仅仅是割发的事情，而是动摇了他的权威统治。招魂一事折腾到年底，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也有不少人因此丢了乌纱帽。
故事发展到最后，案情终于真相大白。所谓的叫魂不过一场闹剧，最终官府没有抓获一位妖术师，因为本来这件事就是子虚乌有，所有的案情都没能坐实，有的只有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和屈打成招。就这样，乾隆皇帝只得下令“收兵”，这场闹剧也就慢慢退场。
三、语言风趣幽默，见解深刻
这本书的语言用词非常精炼，在书中围绕妖术恐惧有三条线索。第一是贩夫走卒、乡村愚夫等普通百姓的经历；一条是各级官僚的故事；最后一条线索专职君主乾隆的线索。通过作者对事件的刻画，一幕幕恐惧场景彷佛跃然纸上，三条线索互相独立却又交织在一起，让读者感受到当年招魂热中，苦不堪言的小老百姓，无力自保的官员还有惴惴不安的皇帝。在一个个闹剧之中，作者总是能以幽默的笔触，将其中隐含的政治因素娓娓道来，从中讲出一大堆的道理和教训。
作者意识到了这场除妖恐惧中触碰感到了乾隆皇帝最敏感的神经——皇权统治。在文中他将乾隆以及满清统治者们对于江南既欣赏、又戒备乃至敌视的心态的描述，表现得尤为精彩。皇帝一开始就对这场妖术清剿注入全副精力和热忱，这使得科举、河工、肃贪等等事件都为其让路；就算妖术案的破绽很多，证据也无法坐实，乾隆仍然加紧各省对于“妖人”的掌控与会审，一旦有违反都要受到严格的惩罚。另外一方面，乾隆皇帝对各地官僚们的愤怒和失望也在与日俱增，认为他们敷衍姑息，而滥刑求供使得案件本身更加扑朔迷离。
虽然最后的审理发现整场招魂恐惧不过一场闹剧。乾隆为了保留自己的颜面，清肃了一大批汉人官员，而那些案情更严重的满足官员，仅仅受到了降职的处罚。这正应对了作者提出的“合法性焦虑”，虽然乾隆年间满族已经统治汉族一个世纪之久，按理说有了“满族统治”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乾隆作为一个满族人，他明白这种满族统治和汉族士大夫内心真正认定的“儒家传统”有着很大的差别，他对于任何可能会威胁到自身统治的迹象都不会高枕无忧。也正是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透视到当时社会中的种种不安因素慢慢显现，看似固若金汤的清王朝实则风云涌动，对着乾隆之后盛世景象的逐步烟消云散，大清帝国的合法性表述也就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而它的统治根基最终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