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历史上瘟疫频发

根据《汉书》《后汉书》等统计，东汉时期流行于中原地区的瘟疫有17次，平均17年爆发一次。光武帝时发生过1次，和帝时发生过1次，安帝时发生过2次，汉桓帝统治时期瘟疫流行尤为猖獗，桓帝在位20年，中原地区流行瘟疫高达12次，平均不到2年发生一次。

曹植在《说疫气》中记载“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当时的疫情，其状惨烈。在这次瘟疫中，不仅是大量的贫民染疾死去，也有很多“士人凋落”，当时著名的建安七子中，除孔融和阮瑀早年死去外，其余五人全部死于这次瘟疫。

《诸病源候论》中也有记载，隋唐时期“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气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

中医传染病学家吴又可在《温疫论》中说，崇祯辛已（1641）疫气渐行，山东、浙江、南北两直（河北、江苏等省）盛者犹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全家户部）传染，此时江南一带连年发生瘟疫“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可见疫情严重的程度。

清代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亦有“乾隆癸丑春间京中多疫”的记载。

二、气候因素及社会因素成为瘟疫流行的主要诱因

《礼记·月令》中有：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疾；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就已知晓自然气候的失常是引发瘟疫的重要因素。

两汉时期瘟疫频发也与当时气候异常现像有关。如汉桓帝在位时，就出现了“三离寒暑，阴阳易位，当煖反寒，夏降霜雹”（《后汉书·寇询传》）的怪异天气现象，并且这种春寒夏霜的灾异天气持续长达三年之久。汉献帝在位时，初平四年（193）六月还出现“寒风如冬时”（《后汉书·五行志》）的气候异常。

除自然因素外，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是造成瘟疫频发的原因之一。如东汉中后期，中原地区政局动荡，战争频频，尤其是汉灵帝和汉献帝在位期间，几乎连年战乱。频繁的战争严重的破坏了当地百姓的正常生产及生活秩序，致使饥馑载道，难民不断增加，居住条件和卫生环境恶劣，极易诱发瘟疫，军队和难民的流动也导致了瘟疫的流传。

三、瘟疫爆发时的社会救助措施

每当瘟疫流行时，朝廷会派遣京官为特使，为灾民送医药。如汉和帝永元六年洛阳瘟疫，身为城门校尉兼将作大匠的曹褒奉命“巡行病徒，为致医药”（《后汉书·曹褒传》），并给疫区民众施粥；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朝廷乃使“光禄大夫将医药案行”（《后汉书·孝桓帝纪），救治洛阳地区的疫区灾民。朝廷免费向疫区派送医药是最直接有效的救助手段，但限于当时的医疗水平，医药的效果十分有限，仅能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疫情。

为帮助百姓在灾后重建生活，朝廷会给疫区提供必要的基本的生活设施，如汉桓帝建和三年（149），朝廷下令“民有不能自赈及流移者，禀谷如科”（《后汉书·孝桓帝纪》），为疫区灾民转运粮食，提供必要的吃穿。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瘟疫，曹操“令吏民男女: 女年七十已上无夫子，若年十二已下无父母兄弟，及目无所见，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廪食终身。幼者至十二止，贫穷不能自赡者，随口给贷”（《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对鳏寡孤独和残疾人给予疫后的生活照顾。

朝廷还会派官员赐钱物以安葬染疾而死之人。如汉桓帝建和三年，令“其有家属而贫无以葬者，给直，人三千，丧主布三匹。若无亲属，可于官壖地葬之，表识姓名，为设祠祭”（《后汉书·孝桓帝纪》）。朝廷对疫病死者的安葬不仅给生者以心灵安慰，同时也避免了尸体传染病毒的危险。

为恢复社会正常的生产及生活秩序，朝廷往往会减免疫区的徭役，永建元年的中原瘟疫后，朝廷下“诏以疫疠水潦，令人半输今年田租”（《后汉书·孝顺帝纪》），延熹九年瘟疫流行时，朝廷令“大司农减租调”。这些救助措施很大程度缓解了当时的社会矛盾，加快了灾后经济的恢复和社会的发展。

四、今日，战“疫”中的中国力量

现如今，随着科技的发展，异常气候对百姓的影响大大降低，祖国社会环境的安定也大大增加了百姓的民族向心力。面对此次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水不停，电不停，暖不停，通信不停，生活物资供应不停。疫区物资不够，全国人民一起凑。上亿人在家居家隔离，病了有人管，社会秩序不乱，国家机器运转正常，有条不紊的应对。纵观历史，只有当今的中国能做到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