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天：　

受排挤的苏轼　　

实用主义的终结和余韵　　

从出版业看政府控制　　

第十五章存天理，灭人欲（公元960年-公元1200年）　　

卫道士的到来　　

北宋的道学谱系　　

互相吹捧的“道统兄弟”　　

最后的先知

受排挤的苏轼

苏轼作为独立于实用主义和复古主义的人，继承了范仲淹的改革思路。他不依附于任何一派，希望保持独立性和判断力。他支持王安石改革中有助于理顺经济关系的部分，反对以敛财为目的的其他内容。这种就事论事的态度遭到了两派的打压，仕途也因此受影响。苏轼在哲学上试图将儒道释综合起来，形成一种宽容的氛围。苏轼对于政治有着自己的独特看法：收缩官僚权力，简化政治流程，以及给民间自己处理事务的权利。这些做法使他注定成为一个边缘人物。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借乌台诗案差点置他于死地。旧党上台后，苏轼发现旧党也不过是用信仰代替了做事，看问题也是以是否符合信仰为标准，而非是否对社会有利。他因批判这种做法遭到了旧党排挤，不得已到外地去任职。苏轼漂泊的一生说明了在宋代这样一个过分强调主义的环境中，任何试图撇开主义做实事的人都不会被容忍的。

实用主义的终结和余韵

北宋后期实用主义的失败，促成了复古主义的兴盛，但两派的斗争依然激烈。蔡京在任职期间，政府财政收入依然不足，复古主义也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因则必须依靠实务派来找钱。与王安石利用政府直接插手经济不同，蔡京则主要利用金融工具（纸币和盐钞），这是一项革命性的改革措施。但与此同时应限制政府滥用这些措施。遗憾的是，北宋并没有防止政府滥用的立法，因此过量发行的盐钞在解决政府财政问题的同时，也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导致通胀，进而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造成了北宋的灭亡，这一切都成了复古主义讨伐实用主义的口实。新党虽败但勇于面对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旧党却采用回避问题，或是妄图用回归古代的儒教传统一劳永逸的解决所有问题。南宋时期在浙江南部产生了一个实用主义的小分支-事功主义（代表人物是陈亮和叶适。此时的实用主义都是主战派。但无论其主张如何都无法撼动南宋道学的地位，道学成了绑架中国未来数百年的思想潮流。

从出版业看政府控制

富弼《让官表》的显示出北宋政府的军事无能和外交软弱。在宋代之前无论是竹简还是手工抄书，还是唐代的雕版，印刷成本的昂贵使书籍的传播有限。但在宋代私人手工业发展，造纸业以及雕版的技术更具规模，传媒革命爆发。官方印刷了大量的经学史籍以及钞票（交子）。民间印刷的普及使得文化的传播呈现爆炸的局面，在全国产生了许多文化中心，人们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政府越来越担心书籍的力量了。宋代人对政治心，好对社会问题讨论，而政府有越来越多需要遮掩的事情，此时政府又假借国家安全之名禁书。苏辙提出了对本国出版物审查，这种审查制的出现使政府在理论上拥有了封杀书籍的权力。从禁止“元佑党人”的著作起，禁书成了皇帝用来对付那些不听话的人的武器。明清极权主义达到鼎盛，不单有对异端的镇压和文字狱，思想控制术也达到了顶峰。出版商主动自我审查，社会进行了庞大的集体格式化，将更多的人纳入了受奴役的轨道。西方古登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也造成了同样的恐慌，但与中国不同的是，这些革命并没有被统治者扼杀，相反，出版商们却利用各种机会促进了所谓异端思想的传播。出版和言论自由也慢慢的被统治者承认并固定下来，西方的知识储备越来越丰富，而东方却因自由空间的压缩而踟蹰不前。

第十五章存天理，灭人欲（公元960年-公元1200年）

道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宇宙真理”，并通过政权的力量强迫人们接受这个真理，禁欲式的宇宙真理泯灭了人们的个性，充满了社会等级观念和男尊女卑思想，作者在这里比较天主教思想与两汉经学。马克思主义对三个问题回答提出了人应该放弃自我，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变成实现马克思，实现宇宙真理的工具，所谓“存真理、灭人格”。宋代理学取代天主教和两汉经学的教义，代表着对宗教的反叛，是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但何谓天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不是完全相同的。理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对天理进行认证的过程。理学也无所谓好坏，将理论应用到社会才是对社会真正有产生影响的人。

卫道士的到来

北宋经济发展几十年后，学术环境也逐渐稳定，改革派占据了官场中的重要职位，此时范仲淹启动了庆历改革，在推动改革进行时改革派怕被朋党化以示其改革措施的无私。石介十届的《庆历圣德诗》却给改革带来了阴力。庆历改革推行一年便告罢，反对派借石介请富弼行伊霍之事弹劾改革派，逼走了范中淹与富弼。改革彻底结束。石介，胡瑗与孙复一起被称为“宋初三先生”。石介的理论最主要包括两点：第一反对佛教，道教， 第二建立道统。他将从韩愈那里继承的道统复杂化。这样反对佛道并以佛道为榜样建立起儒教自己的崇拜体系，就构成了形成卫道士的两个条件。道学的组织已经扎下根基。

北宋的道学谱系

道学的主要内容是一套包罗万象的体系，从对天地、人、自然的解释到对人类社会的解释，核心是天理，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认为：无极生太极，太极有两仪，两仪按规则生成四时。这是天理中的宇宙论。无极凝结成为乾坤，乾气与坤气交感生成万物。人是最有灵性的，有形体和精神，五行互相交感导致能够区分善恶，从而产生复杂的人类社会。五行还生出仁义礼智信，从无极到太极到宇宙的万物到人类社会的，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在当时已经很先进，代表了道学的正统性。邵雍对数字痴迷，他的理论试图用数字来解释万物进行推演，他用“一二四八”对应真实世界中存在的不同事物，用八卦进行推演，如何可宇宙真理的极致。张载将人类社会伦理化，与周敦颐的宇宙论互为补充产生了一个既包括宇宙又包括人间的完整理论。除周敦颐，张载，邵雍外，道统谱系中还有司马光和苏轼两家。前者从历史角度来解读现实，苏轼的仕途融合儒释道三家，而在北宋时期最为推崇的则是二程。

互相吹捧的“道统兄弟”

程颐吹捧程颢，并继承了其道统。二程与司马光的交情使程颐在以司马光为主的旧党重新掌权后得以重用。他在为官时劝谏皇上发扬道学的作用，但无治国的实际能力，因而遭到了苏轼嘲笑。程颐的党徒开始排挤苏轼，最终的结果却是程颐的离职。苏轼和程颐的争议，也是道学派与实务派之间的争议，存在着世俗化与理论化的区别。程氏兄弟将天下的文人分为文士、讲师和知道者，程氏门徒看待世界万物首先是寻找到天理，忽略了实际问题，主张政治是外，天理是内。求学必须求之于内，而不能求之于外。这种形而上的理论将宋代的理学带入了封闭的圈子，忽略了实务。北宋倒台后，以蔡京为首的实务派为人诟病，政府财政盈弱，而士大夫们却一直懒理实务，在宋高宗时期，大量程氏门徒被启用足以左右政治格局，理学已然将要统治天下。

最后的先知

理学过于迂腐，没有解决实际政治问题的能力。宋宁宗上台后韩侂胄发动了庆元党禁，既因党争而起，同时打击了南宋空谈道德的浮夸之风。人们从崇宁党禁总结庆元党禁认为打压了好人，这样的想法使庆元党禁不但没有起到打击道学的目的，反而助长了道学的传播。经过这场危机后，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系统已经成了主流。朱熹对道学的贡献并非其原创性，而是对于周敦颐、张载、二程理论的综合定型，传播与光大。其理论中提到“理一分殊”，“格物致知”。在后者中朱熹有一个独创性的观念：人有道心和人心，所以格物一定能够致知。他对孟子的性善论进行了改造，认为人可能是恶的，寻找天理就是要找到心，天命之性，消灭人性，气质之性，这就是“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基础。朱熹的贡献还表现在将新理论与儒教经典对照起来，注解儒教经曲，推崇四书，但对理学的追求非但没有带来思想的解放襄樊，相反却束缚了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