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重复，但总会惊人的相似。
德鲁克1976
由于人口结构面临的巨变，我们面临重大的经济需求。经济增长——甚至是高速的经济增长——成为我们需要优先解决的头等大事。
几乎可以肯定：这里所说的经济增长将有别于过去30年间的经济增长。不仅需要大幅提高所有生产过程的生产率，而且需要进行适当的管理，以确保经济以相当高的速度保持真正的增长——既不是畸形的增长也不是通货膨胀，而是经济容量、经济产量和经济性能等方面的真正增长。
与保持经济增长相比，重要的是区分哪些是有益的增长，哪些是有害的增长。可以根据简单的原则来区分：
凡是有助于提高诸如人力资源、资本以及物质资源等生产性资源生产率的增长都是“骨骼和肌肉”的增长，那些只能让企业的资产、雇员人数或者销售量不断增加，但却不能提高企业资源生产率的增长都是“脂肪”的增长。
“投机十年”期间，大多数“联合企业”的增长都属于“脂肪”的增长。如果将“脂肪”的比例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它将有益于企业“肌体”的健康。比如它可以支持企业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还有可能支持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进行更多的资金投入。那些可能损害重要资源生产率的的增长则相当于发生了“癌变”。
如果养老基金社会化使我们的经济长期处于储蓄不足的状态，那么刺激消费的政策只能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不管经济状况如何，也就是说无论是在资源闲置、失业率高涨的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工厂高速运转、雇员充分就业的经济繁荣时期，通货膨胀的趋势都难以避免。这时，尤其是在经济萧条时期唯一有效的经济政策就是刺激真正的资本形成，也就是鼓励各种资源从消费领域转向生产领域。即，经济增长将主要基于资本投资，包括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基于消费拉动。
这一结论不仅与凯恩斯之前的古典经济学格格不入，它还认为资本（包括而且非常重要的方面是人力资本）是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是任何经济制度下所有人——包括资本家和中产阶级或工人在内——从事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的成本。为了保持长期的稳定繁荣，经济政策必将面临一个中心问题 —— 刺激真实的储蓄率，从而获得必要的资本形成率。
在过去的10-15年里，资本生产率在不断下降，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在于公共服务部门的快速发展；
第二个原因在于我们对实际的资本需求“投资不足”。无论是在能源领域还是在环境领域，一直都存在着投资不足的问题。现在这些过去累积起来的资本赤字必须得到弥补，但这些用于弥补过去资本赤字的投资并不能促进生产率的提高。
第三个原因在于在过去的20多年里，很少有企业意识到自己需要提高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生产率。在此期间由于资源的供应似乎相当充足，而且价格低廉，因此企业认为没有必要提高它们的生产率。同样，这一时期的资本供应也非常充裕，而且相当廉价，所以并没有多少管理人员认为有必要对资本生产率给以特别的关注。
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所谓的资本流动性紧张以及资本成本居高不下等因素，上述状况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然而，大多数管理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资本流动性紧张以及资本成本居高不下的状况很可能会长期存在。
首先，这意味着资本流动性、现金流以及财务结构将再次成为企业和企管理人员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其次，管理人员必须持续地、有计划地致力于提高资本生产率（诸如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有效性）。
所有的企业都知道雇用管理人员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各种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具有更高的生产率，只不过企业往往没有 认真地 去实现这个目标。因此，对于企业而言，满足新需求——即提高知识型工作和知识工作者的生产率以及提高货币和资本的生产率 ——仅仅意味着将他们本来就应该做好的工作做得更好些。
公共服务机构同样必须学会对自身的增长进行管理。但是，对于公共服务机构的管理人员来说，上述需求则是全新的。在未来10年里，公共服务机构将会面临越来越多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如今，对于工作绩效和生产率的要求正在迅速提高。而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上述要求也必然会更加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