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观看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参赛电影，真的不能望文生义。比如，加拿大的电影《翻译家》，你会想象这是一部讲什么故事的电影？一个口译工作者的职场征战史？一个文本翻译者的独孤求败？一个文学爱好者是怎么逆袭成为翻译家的？这些想象，与电影《翻译家》大相径庭。
一部加拿大拍摄的电影，讲述一个发生在古巴的故事，当故事的主角马林先生驾着他的浅咖啡色汽车奔驰在哈瓦那洁净、宽敞的马路上时，我先是惊愕被媒体渲染得又穷又落后的古巴，它的首都竟然这么漂亮！接着，错愕加拿大电影人何以要拍摄一个古巴故事？
后来，曾经在哈瓦那一所大学里教授俄国文学的马林，移民意大利，他的两个儿子根据父亲的亲身经历，拍摄了电影《翻译家》。也就是说，马林的儿子也离开了古巴移居到了加拿大？到底，古巴给了马林一家感受到了，他们才选择离开了祖国？
假如电影这样倒叙，肯定会比现的呈现更加跌宕起伏。面对被光怪陆离的新科技娇宠得无穷尽地求新求异的电影观众，《翻译家》却用过于老实的叙述方式，即按照时间顺序慢慢讲述马林的故事。
故事开始于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的纪录片。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还在，两个信仰相近的国家领导人互访，极为正常，正在路边将儿子哈维举到肩头看热闹的马林，将是帮助两国领导互相能够交流的翻译家吗？
随着情节的推进，我们知道，马林的确精通俄语，影片开始时，是大学里的俄国文学教授。对知识分子，古巴显然特别优待，戈尔巴乔夫时期，马林有车开在超市也可以由着儿子哈维的性子拿取货架上的食品。
马林的生活轨迹发生偏移，始于那天上午他像以往一样走进大学后，发现教学楼的大门推不开了。从那天起，上级命令他去医院担任翻译。
一段我们不太清楚的往事，马林看见后30多年，由他的两个儿子通过电影发布给了全世界。
1986年4月26日，当时的苏联境内切尔诺贝利发生了重大核泄漏事故：核电站的第4号核反应堆在进行半烘烤实验中突然发生失火，引起爆炸，据估算，核泄漏事故后产生的放射剂量相当于日本广岛原子弹爆炸生的放射污染的400倍以上。只道苏联自我消化了那些深受核污染伤害的切尔诺贝利居民，没有想到，戈尔巴乔夫访问古巴，就是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协商将苏联消化不了的核污染病人送到古巴，让古巴帮助治疗。
哈瓦那街头的加油站无油可加，超市货架上变得空空荡荡，照顾知识分子的配给券没有了，马林的宝贝儿子开始总嚷嚷肚子饿……电影虽然没有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是帮助苏联救治核污染病人，让原本供应就不那么丰富的哈瓦那，陷入物品短缺的境地，就是明示，大概也会被观众忽略，因为，我们将像马林先生一样，沉浸在那些因为核污染而身染沉疴的儿童的悲伤中。
因为打乱了业已习惯的生活节奏，刚到医院的马林有些不情不愿，可是，当他向疯了一般扑在女儿身上不让护士给小姑娘打吗啡的妈妈翻译，她女儿的癌症已经扩散到没有救治的必要，医院只能给她注射吗啡以减缓女孩的痛苦；再听到如一张纸片一样躺在床上的女孩嘤嘤喊着疼呀疼呀，银幕外的我们与银幕上的马林一起，流下了热泪。
正如医生所料，小女孩很快病逝。假如马林在此时离开医院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他后来会不会与深爱的妻子离婚？他会不会离开哈瓦那移民意大利？假设之所以没有必要，是因为，被送到哈瓦那这家医院来的受核泄漏污染而得病的儿童，有一小群呢，马林怎么能离开医院？瞧瞧这个被关在无菌病房的男孩，他已经能够独立思考一些问题了，所以，他会对想要给他讲故事的马林大吼“走开，走开”，他不明白，为什么是他深受核泄漏之害不得不在这方寸之地忍受病痛之苦？像影片开始时那个小姑娘一样，男孩注定无法逃脱死神的追命。这些男孩和女孩的命运，让马林从一个被动的“翻译家”变成了他们的大朋友，他想尽办法让被病痛折磨着的减缓疼痛，他痛斥在抢救室里醉酒的病孩的母亲……
马林难道不知道病孩的母亲为什么会醉酒在女儿抢救的过程中吗？所以，又被上级领导命令不得不离开医院里的那些病孩后，影片又一次选择留下空白，我们能够由此及彼地联想，不能再去医院陪伴孩子们的马林，没有一天不在思念那一群不知哪一天就会撒手人寰的孩子们。而导致这么多孩子一下子成为不治之症病人的原因，更让马林找不到情绪发泄的出口，唯有杜康。
我想，走出电影院不少观众会觉得《翻译家》有些文不对题，有些老土。像这样题材的电影，没有必要求助最前沿的电影手段，依靠骇人的真实，就能为《翻译家》赢得尊重，更何况，它探讨的话题永远在线：人类究竟该如何面对科学技术这一柄双刃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