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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长安与河北之间》第1,2章
港台新史学代表人物杜正胜曾在《什么是新社会史》一文中说明旧史学以王朝更替、政事兴废、人物褒贬为研究重点，新史学则应更多关注民众生活、民族群体、思想宗教、礼仪风俗。
尽管在初唐，一直存在着远绍周、汉的思想潜流，并在武周期间有过具体的制度实践，但众所周知，玄宗时代的真正开启乃是通过先天政变消灭太平公主等渊源自武周的政治势力，他本人对武周政权的态度恐怕相当复杂。
事实上，杜甫此前举进士不第，其献三大礼赋时的身份与崔昌相若，这种野人献曝式的上书，之所以能为玄宗赏识，关键不在于文辞的雅正，而在于能贴合现实政治的需求。杜甫在三篇赋中皆热情讴歌改定德运次序的意义，已足窥见当时的政治氛围。除举行三大礼外，玄宗于是月己亥下诏，“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这一更名无疑也与再受命的意图有关。
与其认为古人关心天象变化本身，还不如说更在意天人感应模式下投射在世间的政治纷争，因此天象记载本身的精确性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时人如何理解、诠释、应对天象的变化。
因此无论是有德还是无德，“五星若合，是谓易行”，无疑是王朝革命的重要征兆，这也是安史起兵以此为号召的缘由所在。
毫无疑问，天宝九载至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前一系列天象异动及其应对策略是观察玄宗晚年政治一个重要的角度，较之于其他帝王，玄宗本人无疑对天象征验有着更多的敏感。
事实上，做了几十年太平天子的玄宗，在其晚年醉心于自我作古、超迈前王，封禅改制塑造圣王的形象，另一方面，面对异常天变造成的危机，又仓促推行改制，攘除灾异，可以说玄宗晚年的政治氛围既有帝业永昌的自负，同时也夹杂着盛世表象下的虚弱与不安。
尽管史云安禄山目不知书，表面上看来对于汉文化的了解颇为有限，但他在立国之初，便能熟练地运用五德终始之说为自己造势，除了与其本人入仕唐朝多年，身边又有严庄、高尚这样的汉人谋士为他出谋划策等因素之外，或许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有密切关联。
尽管近来学者的研究多瞩目于安史集团中的胡人及胡化色彩，事实上，安禄山对于延揽汉族士人为其所用，亦不遗余力。
安禄山幕府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汉族谋士，一般并不是像陆据这般进士及第，名动天下，“凡六徙官而十交辟”，活跃于两京政治舞台的人物，而是如严庄一样，出身河北本地或因失意游于河北，属于帝国文化版图上的边缘人。
历代德运之争大约可以归入两条主线，一是在分裂时期对峙的王朝之间如何竞逐正统，唐之前的魏晋南北朝各政权多贬斥对方为“岛夷”“索虏”便是典型的案例，稍后宋、辽、金三朝的正闰之辨，亦集矢于此。二是结束分裂时期的大一统王朝，如何定位之前那些或分裂或短祚的政权，确定德运所承。
五德终始这一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学说尽管自秦代以来便成为塑造王朝正统、宣扬天命的重要工具，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具体的政治实践上都影响巨大，但至北宋中期之后，随着宋学的兴起，出现了一个“祛魅”的过程。与之相关的谶纬、灾异、封禅等论题皆渐渐失去了既往的地位，尽管之后历朝仍不乏正统之辨、德运之议，但已不再包蕴于五德终始、谶纬灾异这样庞大而玄虚的思想体系中，而是基于对大一统、华夷之别等更为实在的道德观念与历史事实的辩诘，从“天命”落实到了“世间”，对于实际王朝政治影响日减，更多地变为一种缘饰性的话语，这无疑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之一大变。
有了仕伪遭贬的不光彩记录后，赵骅的宦途反而畅达起来，最终仕至秘书少监。《旧唐书》《新唐书》皆为其作佳传，称他“敦重交友，虽经艰危，不改其操”，无一语因其曾出仕伪廷而鄙薄其行。《旧唐书》甚至因赵骅在朱泚乱中出逃避难而亡，将其列入了《忠义传》中。
在安禄山攻占两京前后，有大批唐廷重臣投附安史，而在安史之乱平定前夕，同样也有大量安史将领归降唐廷，这批依违于两方之间“贰臣”的向背不但对于叛乱的扩大或平息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同时对安史降将的安置失当也被视为中晚唐藩镇问题形成的滥觞。
玄宗同样派遣久历疆场的封常清负责编练新军，组织洛阳防御。在此非常时期，封常清的地位无疑凌驾于原来留守东都的官员之上，或因此在不经意间引发了双方的矛盾。大敌当前之际，封常清与达奚珣发生了激烈冲突，“常清欲杀珣，恐应贼，憕、奕谏止之”
达奚珣因与安禄山有旧谊而遭猜忌一事当属无疑。事实上，达奚珣不久前才沮破安禄山以献马为名奇袭长安的图谋[47]，很难说他最初就与安禄山暗中款曲。事实上，玄宗这种叠床架屋的人事安排导致了文武、主客臣僚间的矛盾激化，不但恶化了河南战场的局势，多少也最终驱使如达奚珣之辈彻底投向安禄山一方。
唐肃宗在收复长安之后，对于陷伪官员处分严厉，“于是河北将吏，人人益坚，大兵不解”。在此背景下，这些自知为唐廷所不容的“贰臣”与“元从”恐怕绝无自投罗网的可能，而归唐后保持了独立地位且正在积极招兵买马的史思明，则成为他们最好也是唯一的庇护人。
负责汴州防务的是新任命的滑汴节度使许叔冀。许叔冀属于在安史乱中渐渐坐大的河南地方实力派人物，常拥兵自重，之前正是由于他与贺兰进明不和，互相推诿，无人援救张巡，导致睢阳失守。
史思明称帝后，急于举行郊天大典，有一系列整备礼制的计划，崇重佛教，军队中也不再以蕃将占据主导，显示出了较强的汉化倾向。
若我们从更宽阔的视野来观察唐廷在整个安史之乱中处置“贰臣”政策的变化，便不难进一步确认，仆固怀恩所为不过因循唐廷的既定方针，以期尽快结束战事。薛嵩等人获得宽宥并非个案，之前仆固怀恩在洛阳释放许叔冀、王伷，稍后仍以张献诚为汴州节度使，前后作为一脉相承，大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为这一聚讼不已的问题定谳。
这种公开地对“贰臣”抱以“同情之理解”的舆论氛围，对于生长于强调“忠臣不仕二主”思想环境中的宋以后各朝士人而言，无疑颇难理解。
较之于后世，臣子对于皇帝的“忠”是一项无限责任的话，那么当时君臣之间的恩报关系则多少仍带有一定的契约性，即君主本身亦需在其中履行一定的义务。
在当时的观念中，臣子除了恪尽各自的职责之外，并无以身殉国的道德义务，这与明清易代之际频繁出现的官员城破自尽甚至举家殉难的场景，实有相当的不同。这种“忠”的义务的有限性，大约可以在魏晋以来士族社会的延长线上来加以观察，即在“君父”“家国”发生冲突时，士人往往并不以国家为先。
古文运动并不仅是一场单纯的文体革命，同时也是一场思想革新，构成了中唐以后士大夫文化转变的重要一面。尽管最初这些不过是三三两两的声音，但最终映照出时代变革的先声。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了约一两代人之后，这些三三两两的声音聚拢起来，慢慢汇聚成时代的主旋律。元和中，元稹在与韩愈的通信中，已将这些“贰臣”比附为“是以理平则为公、为卿、为鹓、为鹭，世变则为蛇、为豕、为獍、为枭者”，显示出其间观念上的变化。
尽管唐代国家一统、皇权伸张，但魏晋以降士大夫“先家后国”的传统余响尤在，玄宗重视公卿子弟，多与名臣家族联姻，朝廷中依旧晕染“贵族”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