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佳节倍思亲。
我是祖父母抚育长大的。今年又正逢先祖父百年冥寿，在这样一个阴冷的重阳，更增思亲之情。
先祖父权国基，字仲嘉。出生在中国最风起云涌的时代里。我的曾祖父深受洋务派影响又曾经赴东洋学习工程，当时在民国交通部任要职，负责铁路、邮政等当时最新兴的建设，当时办这样的事，少不了和外国人打交道。祖父童年一定听到过曾祖父说日语，因为在他自己暮年失智之后，还喃喃念叨过我们谁也不懂的日语句子，只是，那时我们已经无法得知从未学过日语的他说的什么、又是如何会说的了。
祖父有一位家庭教师——那个时代叫做“家馆先生”，高天民先生：那是中国最早的一代新女性，我那仁厚的曾祖父把一处小院落赠送给了这位家馆先生。曾祖父当年的善良，让祖父在饱经中国的政治变迁之后，回京还有一个落脚之处。
爷爷对高先生非常好，高先生一直和我家生活在一起，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高先生是一位白发齐耳，戴一副玳瑁花色圆圆眼镜的老人，对我特别好。高先生终生未婚，按照老北京的习惯，我父亲他们叫她“高爷爷”而我叫她“高太太”。在我们的感觉里，高先生就是我们的家人。我见过一张父亲大学时代的照片，他在拉手风琴，而高太太坐在一张圈椅中听，慈爱地看着青涩的父亲。
现在回想起来才觉得，我爷爷是个宅心仁厚的人。曾祖父在祖父十二岁时就过世了，但无论是家庭教师高先生还是曾祖父留下来的“姨奶奶”，祖父都奉养终老，在我童年听到父亲一辈人说起，她们都是家中慈祥而受到敬爱的老人，想必和我祖父一家生活得其乐融融。
而我爷爷和他异母的哥哥关系也极为亲密，我童年常被爷爷奶奶带到大爷爷家去串门。当时香油极为珍贵，而每次我去，大爷爷都立刻叫给我蒸一个鸡蛋羹，还嘱咐“多放香油”，以至于我长大之后很不喜欢吃香油。
家世殷实，书香门第，这让祖父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那个中国正经历新旧存亡之辩的时代，在这座古都在“北京-北平”之间变来变去的岁月里，我的祖父却过着平静和舒适的学生生活。
他是司徒雷登的学生。我曾经问他，学生运动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说他回家了。我说您怎么不参加游行啊？他瞪大眼睛很认真地说，“诶！警察打人呢！”我当时无比失望：怎么有这么落后的爷爷啊！而他经常提起的在司徒雷登家里喝afternoon tea的事情，在我心里竟然也不以为然了。
很多年后，看《北平无战事》，廖凡演的那个特务，1916年生，学经济的，司徒雷登的学生，我跟父亲开玩笑说，这不是我爷爷吗？我父亲说巧合罢了。我当然知道是巧合，我心里清楚，在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会有人选择了在政治上站队，而我的爷爷不会，他永远是一个耽于安乐、没有恶习的少爷罢了，和这座城市的许多平民一样。
祖父写得一手很好的毛笔字——那是经常签在我的作业和试卷上，让老师赞叹的，给小小的我带来了极大的荣耀。我的字也是爷爷把着手教的。家里那些三希堂之类的字帖，都是怹留下来的。
祖父还说得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在我的童年——中国的7、80年代这是不多见的，我还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每个周二会早放学，我回家走到院子里，就能听见爷爷使用非常古老的英文打字机在翻译大部头的著作。幼年时，爷爷也给我念过英文的故事，他总是不耐烦讲下去，于是，我只记住了“Long long ago”……
我还在祖父的抽屉里翻出过四副很新的扑克牌，让我奇怪的是，那些扑克牌都没有大小王，祖父说那是专门打桥牌用的。后来，祖父的金兰兄弟聂国屏爷爷告诉我，我爷爷打桥牌打得很不错，也很喜欢打。
祖父也会打麻将。但是在我和祖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里，我从未见过他们打。直到奶奶过世之后，怹和我父母一起过年，为了不让怹太早睡觉，我那不会打麻将的母亲特为去买了麻将牌，逼着从来不会的我和她一起学了打麻将，加上父亲，来给祖父凑牌搭子。那时候，祖父已经得了老年失智，但是——怹还是赢了我们。
后来，父亲说爷爷不打，是因为奶奶不让。奶奶因为以前家庭的缘故，对打麻将十分痛恨，视为“堕落”，所以我们家的确是连扑克牌都极少玩的。
奶奶常常说起和爷爷相亲的场景，总提起的是爷爷唱了一段《沙桥饯别》，是唐太宗送唐僧去取经的唱段，是余派的经典唱段。祖父母都是戏迷，而我对京剧的所有爱好，也都起源于他们。
头一次去剧场听戏，就是祖父带我去的。那时候已经有了电视机，不过是黑白的，我在电视里是看见过京剧演出的。回来之后，我就闹了一个大笑话：我对祖父说，唱戏的原来是彩色的啊。这句话被祖父笑了很久。
童年家里来往着很多祖父母的亲友。有很多，后来我才知道，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比如有一位，每次爷爷奶奶提起总是叫他“大太子”，我从小就知道他姓袁。后来才在自己读书中知道，他的祖父是袁世凯。爷爷奶奶开玩笑叫他“大太子”。
那时候家里已经只有陋室一间了。爷爷退休在家，奶奶也只在街道做事，应该是不富有的。但是祖父母接待亲友总是留饭的，也从没有见过他们抱怨。有一次，爷爷说了一句“四菜一汤，国宴的标准”，其实也就是顺嘴一说，奶奶立刻制止，说，没什么好吃的多不好意，还说这种话。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是爷爷接送我的。爷爷骑着自行车，我被放在大梁上，就这样送到政协礼堂附近的幼儿园。我记得我的同班同学里有一个大眼睛的男孩儿，他也是老人来接，所有的家长里，只有他的爷爷和我的爷爷是穿着干部服很斯文的样子的，我爷爷会和那个老人寒暄一下。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位老人竟然是前军统少将沈醉。
好像童年的时候，有很多和祖父单独相处的机会。记得祖父在西北定西下放的时候，我才三岁，会背毛主席诗词，他特别高兴，总是带着我背给他的同事们听。在定西，家里吃水是需要挑的，都是祖父去，而我也用一个小棍和两只小桶陪着我的爷爷一起。每天晚上，祖父要泡脚，有一个习惯，要把毛巾覆盖到脚背上，而我就是负责这一环节的人。很多年之后，我清晰地记得祖父那因为下放从事重体力劳动而扭曲变形了的脚——奶奶说，他是少爷胚子，哪里干得了这个啊。
祖父，在他三十五岁以后，受了很多很多的苦。
虽然亲戚们都抱怨说祖父娇气，吃不得苦，要不然不会让祖母跟着去，害得年少多病的姑姑一个人在北京，害得父亲叔叔们回京之后没有住处。但，爷爷在西北的生活，我是最清楚的，而我从没有听到爷爷说自己的痛苦。他倒是给我讲过一些他自己认为是趣事的情节：他在甘肃天水的时候，夜里回去，看见鞋刷子在床上，就伸手去拿，没想到那是一只极大的老鼠，一下子跑了，吓了他一大跳。
我有很多和祖父的合影。我最喜欢的一张，幼小的我手里拿着一支冰棍，爷爷穿着灰色的干部服蹲在我的身边。和爷爷出去，永远有吃的，我父亲对我说“你小时候的照片手里永远举着吃的”——那时候，我和爷爷是彼此喜欢的。
后来，读小学之后，不知道爷爷是不是还喜欢我，但我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管我，让我做我不喜欢的事。他脾气很大，会大声凶我，而我也总觉得他说的不对而顶撞他，虽然总是以我被制裁结束，但因为有在奶奶的庇护，我有点有恃无恐，不喜欢爷爷，也欺负他——比如，描他的字写假条去糊弄老师（这倒让我的字写得好了），骗他说过队日而逃出去同学家玩，趁他打盹儿而故意少读了几遍书，还向奶奶投诉我发现菜里有虫子而他还给我吃……
直到我大学毕业前，奶奶去世，他失智。我再次回到他的身边。失智的他只记得往事。他会不停地往我们当年老宅的电话号码打电话找我，以至于姑姑不得不在电话上贴着字条提醒他。他记得我，弟弟妹妹们的名字他后来都不记得了。
祖父的身上永远带着一些孩子气。比如，说了惹人讨厌的话，或做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他会得意窃喜，尽管总是被奶奶和姑姑批评。最突出的就是：嘴馋。
童年时，怹单独带我在家吃饭的时候，我们会吃一种叫做“肝儿腻”的食物，应该是那个时代的高脂肪高蛋白食物了，一个小小的罐头，不便宜。我小学时，早饭吃炼乳抹烤面包片，这种吃法我的同龄人很多只在电影里看过。因为爷爷嘴馋，我跟着占了不少光。祖父暮年失智之后，尤其控制不住吃。怹的身体很好，没有血糖血压之忧，但是他那种吃法，也还是让人心惊。有一次，午饭前，我让怹洗手之后坐在客厅里，等我洗了手出来，发现怹把十几块高粱饴都放在嘴里了！还有一次，怹以为水仙花盆里的石头子是糖，放在嘴里，结果发觉不是，就偷偷地扔在沙发后面的暖气夹缝儿里，害得家里打扫的阿姨一颗颗去抠出来。
祖父的把兄弟都是中学同学，青春结交，一生四散仍有书信往来。聂国屏爷爷后来成了河北大学教授、外文系主任，严东生爷爷更是成了两院院士，而爷爷却只是一个从铁路局会计退休的老头儿。这和他燕京大学经济系的学历毫不相称。但是，又有什么呢？他早年是北京城一个殷实人家的乖少爷，中年虽无法躲开中国历次政治运动而能幸存，晚年是平静守礼的北京小老头儿，他喜欢的不就是悠然平静，享受视听之娱、口福之欢，亲友谈笑地度过这一生吗？
这样想来，爷爷生无所憾了。
祖父留给我的，或许是比叱咤风云的传奇，更深沉的生命教育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