亘古通今,先有负责任的君王,后有负责任的大国,非凡的领袖经由使命生发,通过践诺以示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故以杰出的贡献希图博取不世之功;伟大的帝王总是随着伟大的历史要求应运而生,特殊的历史条件向刘邦提供了成长为领袖的杠杆,时势造英雄,英雄亦造时势,新的时势缔造新的政治,然政通人和,百废俱兴。
曾几何时,帝王亦是被统治者,不得已在被统治中学习统治之术,先是自重自爱,然后处天下人之下,尊贤使能,信忠纳谏,所以为安也;领袖之资,处世为人之道也,治下所赋也;然仅帝王之资并不足以领国,治国就是治吏,孕育并发掘各阶层领袖乃治国之本,帝王为其表,表正,则何物不正!正,则国大、国强也。
明主能够设法身处时代的前沿,就可以最大程度地把握时代的变化,国家命运在握,便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临天下,其影响六合之内何其深远,苍生如流水朝宗,奔涌而至;而后以其强烈的锐意之心,锁定国之大计方针,盼其绵延百年千年,造福子孙后代;其中以令赏罚,催人奋进,提升国家整体运转效率;发展之时,能以革故鼎新为业,率天下臣民冲破险阻艰难……如此帝王,崇高领袖也。
民族的伟大不在于领土的辽阔和历史的悠久,而在于引导民族的领袖;乃知国家事,成败固人心,有领袖的福祉,必然会有人民的福祉;庸主务闻其善,不务闻其过,大者不能,小者不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乃弃国捐身之道也;领袖是国家之光,其人格之伟大素来可成就国格之尊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