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宝木笑
1920年1月28日，22岁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给情人保拉•班霍策尔的信中写道：“最亲爱的碧，我的房间如此冰冷，我几乎不能用我冻僵的手指写字了。今天夜里我梦到了你，我现在已经无从记忆，但那一定是美好的。”那一年的柏林寒冷异常，整个德国似乎被摔进了世纪的凛冬，人类第一次世界级的大战刚刚结束，没有了“欧洲最后一位战略大师”俾斯麦的辅佐，威廉二世终于让那位“帝师”生前的预言一语成谶——两线作战的德意志必败。布莱希特带着他“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在柏林做着“柏漂”，他的才华带着玫瑰的刺，他的思想染着疏离的霜，他的性格长着刻薄的针，他的梦想贴着倨傲的狂。在那样一个混乱的时代，这样的一个青年显然注定不会平平淡淡过完一生，要么被现实碾得粉碎，灵魂连渣都不剩，要么被时代高高抛起，光耀得连眼都睁不开。
布莱希特最近一次被国内关注，也许是因为孟京辉在去年改编并执导的《太阳和太阳穴》。关注中国戏剧的老粉至今依然会在三五好友酒酣耳热之际，聊起孟京辉当年写入中国先锋戏剧史的经典一幕：北京青年戏剧节上，孟京辉和《恋爱的犀牛》的演员一起朗读布莱希特的诗，表演他的《四川好人》。作为中国先锋戏剧的坚守者，孟京辉从来不吝惜对这位德国戏剧大师的赞美之词，孟京辉在接受采访时曾经非常鲜明地指出布莱希特对于中国戏剧甚至中国艺术界的意义：“我觉得，布莱希特的作品有强烈的要和社会直接对话的感觉，而我们中国现在的作品更多是风花雪月，或者是才子佳人，更多地在关注一些细小的命题，而对这种宏大的，对人类自身的命运，对个人、集体、政治之间关系的命题关注得较少。中国当代戏剧艺术家这个时候可能是处于……我叫它‘暂时的失语状态’，但以后我不希望仍然这样。很少有人站出来对整个社会、对银行的借贷制度、对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提出自己的关心，或者他们不愿意这么说。中国当代艺术家在形式感上可以更游刃有余，但是在这些基本点上可能会有一些回避。”
这也许正是布莱希特在德国乃至整个世界戏剧界地位崇高的原因。这位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分庭鼎立，创造了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之一的戏剧大师，在其并不长寿的一生中，创作了48部戏剧（注：莎士比亚一生的创作数为37部），2300余篇诗歌（注：远比布莱希特长寿的歌德一生的诗歌数为3000余篇）。另外，布莱希特还写了200部短篇小说和3部长篇小说，完成了众多文艺理论性、批判性、政治性和哲学性著作，数量达数卷之多，此外他还担任了4部电影的编剧和副导演，并为多部电影构思了脚本。难怪德国布莱希特研究所主任雅恩•克诺普夫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中会以掘地三尺般的执着，考证布莱希特的生平和作品，因为布莱希特确实是一个不寻常的存在：一个在柏林寒冬中瑟瑟发抖的年轻人，是如何构建了那样一个属于自己的艺术帝国，同时绚烂了自己不算漫长的多彩人生。
雅恩•克诺普夫以“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作为布莱希特传记的副标题，这是很贴切的。纵观布莱希特的一生，他经历了5种德国不同的社会体制，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纳粹独裁、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为了躲避迫害流亡了15年，流浪欧洲，暂居苏联，伤心美利坚，叶落归根葬于柏林。“乱世人不如盛世犬”，那是上个世纪最为动荡的岁月，布莱希特不但活了下来，还生生将“生存”坚守成了“生活”，说他是“黑暗中的舞者”其实并不为过。这不止是因为他的才华横溢，更因为他的桀骜不驯，如果那时的欧洲也有“魏晋风骨”，布莱希特绝对可以算是一个，很有些海明威和钱德勒的味道。他们仿佛总是善于将一手原本的好棋“下臭”，他们在街角的小酒馆晃晃荡荡，摇曳着自己的才华，肆意着自己的思想，丝毫不在意自己的生活会被自己打碎成什么样子。比如，就在布莱希特给情人写信的那个月，在整个柏林开始充溢着民族主义复仇的狂热时，这个刚刚进入德国文艺圈子的青年人就将“政治正确”视为一堆垃圾，他公开发表对于当时德意志爱国主义的看法：“在某些国家，奴才们平日里只能像猪猡一样尿在裤子里，在这些地方，十分有必要把厕所当神庙一样供奉。接受这个国家如同接受屎尿一样必要，但爱这个国家则并不是必要的。”
让人感慨的是，布莱希特这种言论并非是一个愤青的不谙世事，也不是一个文人的哗众取宠，他完全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并将这种信念坚守了一生。布莱希特的一生，是对各种主义冷嘲热讽的一生，布莱希特的作品，是对狂热时代极尽反讽之能事的传奇。1919年11月8日，兴登堡面对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把一战最后的军事溃败归结为秘密而有计划的“海陆两军的解体”，“背后一刀”论调正式成为整个战后德国的“主旋律”。布莱希特偏偏要写《死兵的传说》，他如同高坐在陆军最高统帅部的正中，记录了高层的罪行，整首诗充满着犀利的冷嘲热讽，不但对高层，甚至还包括参与了战争的人。1932年至1933年，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正以“人民救星”的形象大批量征服德国民众（注：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半年以后,德国全民投票,希特勒得到90%德国人的支持,成为了合法的德国总统）。布莱希特偏偏要跑到维也纳的体育场，指挥6万名观众合唱他的《团结之歌》，极力阻止人们拥护希特勒和纳粹党。布莱希特与纳粹的针锋相对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1933年5月10日纳粹开始焚书，第二天纳粹党查禁了布莱希特所有的作品，直到1949年布莱希特的《日历故事》出版发行，他的名字和作品在自己的祖国消失了整整16年。
因此，雅恩•克诺普夫关于“昏暗时代的生活艺术”的提法，值得进一步深思。我们初次看到这个说法，很容易在头脑中想象出一副酩酊大醉、游戏人间的样子。然而，布莱希特用自己的一生诠释了“生活艺术”绝不是与“生存伎俩”划等号的犬儒概念。那是一种将内在信念置于外在物念之上的艺术状态，就像一位身处黑暗之中的舞者，她不会因为黑暗无边而停止舞蹈，她会一直与这无边的黑暗永远格格不入下去。这甚至是一种类似于自我放逐般的特立独行，黑暗中的舞者是美的，但这种美并非是为人间准备，更像是一种形而上的行为艺术之美。在同处黑暗中的凡胎肉眼中，她们不但不美，而且实在显得极为“不可相处”，是“一群永远无法满意的喷子”。在德国，布莱希特以左派形象著称，然而却极为不满苏联的大清洗和斯大林的铁腕，对苏联那套理论一直抱有极大的怀疑。当时，对于左翼或者具有社会批判性的艺术家来说，二战中的苏联显然无法成为流亡之地，美国便成了最后的希望，是流亡的重点，并且美国的一切对于他们来说，甚至将在未来改变他们的政治倾向。然而，即使身在美国，布莱希特依然故我，他强烈抨击资本主义以福特主义及其哲学等形式，加速了传统价值、观念形式和个体性的消解。
这样看来，布莱希特注定是个鲜明的时代反讽者。他从未与任何一种时代产物媾和，从未与其经历的那些动荡的时期握手，他在黑暗中为自己表演着独舞，也许他一次次的被迫流亡，更像是一场场忠于本心的放逐。这表现在他的艺术上便是鲜明的“布莱希特主义”，布莱希特自然不是那种甘于让别人拿着自己的作品进行理论分析的人，他要的是自己创造一套理论，做那制定规则之人。诚如前面所言，大部分人了解布莱希特是因为孟京辉，在观看孟京辉的戏剧时，人们往往会产生一种充满后现代味道的不真实感，夸张的表情和动作、琐碎和不停的重复念白、游离于剧情之外的噱头、与故事情节格格不入的道具……这一切都让人觉得荒诞又陌生。孟京辉一直是“布莱希特主义”的践行者，布莱希特打造了一整套戏剧理论，“陌生化”处于其中的核心地位。布莱希特在其《表演艺术的新技巧》、《戏剧小工具篇》、《戏剧论著》等一系列戏剧理论著作中反复强调：“对一个事物或人物进行陌生化，很简单，首先把事物或人物那些不言自明的，为人熟知的，一目了然的东西剥去，使人们对其产生惊讶感和好奇心”。继而，他大声宣告：“戏剧必须提供人类共同生活的不同反映，不仅是不同共同生活的反映，而且也要提供不同形式的反映。”
于是，布莱希特在艺术上完成了与现实的时代反讽相适应的自我放逐，他不想遵从以往的普适性，他只是想要属于自己的个体性。他的“陌生化”进而带来强烈的“离间效果”，我们一直以来关于戏剧最主要是引起观众共鸣的理论，在布莱希特那里被彻底打碎。他一意孤行地走在艺术之地的荒原，明明身后不远就是繁华舒适，但他偏偏要走向粗粝的远方，嘴角还要带着那抹讽刺的笑。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的共情和强调戏剧情节的理论，被他进行了最彻底的挑战。我们一直认为一场好戏，就是让观众完全“进入情节”，布莱希特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他甚至通过叙事化的方式将完整的情节打散，以此来避免引起情感共鸣，从而实现间离感情，比如他最重要的剧本之一《伽利略传》以及他叙事剧理论的重要代表作《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他还会利用旁白来减少神秘感、故意将与角色不符的台词安排给演员、加大评论性的对白等，为的就是提醒观众你是身在现实之中，而非一出戏里，最终达到“间离”的效果，比如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的《四川好人》、《人就是人》、《三毛钱歌剧》等。
你已经拥有了足够的才华，也拥有足够的名望，甚至拥有足够多的红颜知己，你本可以活得非常舒服甚至放肆，却为何还要如此固执地颠覆和挑战？但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人，偏偏要把一手好牌打烂，偏偏要把众人艳羡的日子砸碎，偏偏要承担绝大多数人认为可以理所当然逃避的思索……当黑暗笼罩世界，当苟且取代远方，当犬儒欺世盗名，当信仰沦为笑话，他们坚持继续舞蹈，因为他们相信，终有一天他们会创造光。布莱希特不是任何一种主义的俘虏，他曾多次表明最重要的是自由与和平，布莱希特不是自己理论的暴君，他曾多次指明“陌生化”不是完全排除“共情”，最重要的是让观众通过戏剧开启作为生命个体的独立思考，而不是仅仅掬一捧同情的泪。他是黑暗中的舞者，但他并不孤单，他的舞姿中有莱辛、席勒、歌德为代表的德国文化传统，有从狄德罗到科格兰的法国表现派风情，更有无数坚守自我、坚信远方的平凡英雄的影子，而这些人才是人类真正的脊梁。
1956年8月14日23点45分，柏林，肖瑟街。58岁的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自己的寓所与世长辞，最后的遗言是：“让我安静地去吧……”根据布莱希特生前遗嘱，他拒绝组织任何告别仪式，并拒绝在葬礼上致吊唁词……布莱希特在他的长诗《致后生》里，曾非常详尽地描述了他所经历的时代，然后他对未来的晚辈说：“你们，从我们沉没的潮流中/浮生出来的你们/记住/假如你们说起我们的弱点/也要说到我们那个黑暗的时代/你们不曾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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