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节日。如今的孩子真是太幸福了,物质极大丰富,所有的东西只有好与更好之分,就连偏僻乡村的孩子也都衣食无忧,能够受到良好的教育,这些在我们这代人小时候是连想都不敢想的。那是大约半个世纪前的事了,那时候我们的国家还很年轻,经济还相对落后,物资相对匮乏,但人们都是勤劳乐观豁达的。正是一代代人的艰苦奋斗和辛苦付出,我们的国家才变得越来越富强美好,如今的孩子们才享有如此美好幸福的生活。但是,也有必要让孩子们知道幸福美好的生活并非天生就有的,而且要用勤劳的双手去创造。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
记得我上的第一所学校是在一户人家的羊圈里,那年我六岁。
我的童年从记事起一直过着漂泊的生活。所谓的漂泊生活,并不是到处流浪那么严重,而是总被寄养在不同的人家,和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很少。两三岁的时候大妹妹出生了,我被寄放在村里一户农民家一年多,对这家人已经没什么记忆了,只记得母亲常提起,那家主妇包饺子的时候为防我闹人,就随手扣一旮瘩掺着生羊肉的饺子馅抹到我嘴里,以此堵住我的嘴巴,免得我哭闹(那年月许多人家上顿不接下顿,很感叹这家人不年不节的竟然能够吃上羊肉馅儿饺子);四五岁时母亲又怀上了小妹妹,就把我送回老家也就是大伯家跟着爷爷奶奶大约一年,家里人都很娇宠我,只是没什么吃的,几乎天天吃红薯;五岁多小妹妹出生了,还没有和爸妈混熟,我又被送到了大姨家跟着姥姥大约一年,大姨家在城市,那地方又比较讲究吃,嘴是没亏着,大人小孩对我都很好,只是开始懂事了,模模糊糊有了寄人篱下的感觉。六岁了,过完暑假就可以把我送到学校了,我又被接回了父母身边。
其实,那个年代有我这样经历的孩子还真不少,因为每家都有四五个或更多的孩子,父母照顾不过来,总会把其中一两个送到老人或亲戚朋友家寄养些时候,这也是当时亲戚朋友之间相亲相爱,互帮互助的一种体现吧!
我的父母是那个年代响应国家号召主动下放到那个小山村的。父亲是五十年代的大学生,与另外几位更加年轻的知识分子共同创办了我们居住的那所高中,那所高中为当地培养了很多人才,后来有许多人到县里和市里甚至省里做了领导干部,这可谓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上山下乡为农村带来的最大实惠了。我出生不久就随父母到了那个山村,但真正对那里有记忆也就是从第一次上学那年起。之所以说第一次上学,是因为那个学上得有始有终。
那时,农村的学校由于麦收时节要放两个星期麦假,所以暑假就短一些,八月中旬就结束了。天气依然很热,妈妈用花布给我缝了小书包,腋下夹了个小板凳,把我送到了学校。学校是一个羊圈改造的。
我至今还仍然想不明白,那家人怎么会有如此大的一个羊圈呢?也许是因为人小所以看什么都大的缘故吧。
我们所在的山村其实并不是牧区,只不过农家有养羊的习惯罢了。一般也就养一两只拴在院子里,闲时牵到河滩或岭坡上放放,顺便割些草晒干了冬天备用。据说那年的学龄儿童特别多,公社小学的教室不够用,一年级的一个班就被安排在了村南头靠路边这家人的羊圈里。
我在这个羊圈里上了大概两个星期学。
这个羊圈有三间房子大小,是中原农村传统的样式,土坯垒的墙,木梁起脊的屋顶上苫着茅草,靠门的这边开了两个小窗户。屋东头垒了个土台子就是讲台了,黑板不知是什么做的,大概就是用黑油漆抹在搪了白灰的土墙上吧。屋东头大约一间房大小的地方用几根粗木棍横竖拦了个羊圈,里面拴着五六只羊,羊的主人有时候会把它们牵出去放,这是我最安心的时候。
从讲台到羊圈之间的地方,摆着学生们从家里搬来的方的圆的长的不同形状不同高低的桌子就是课桌了。凳子也是学生自带的,长的方的圆的不一,高低也不尽相同,长凳子一般是两三个学生合用,合用桌登的学生一般是本家亲戚或者一个生产队的邻居。我们家没有合适的桌子,我们家在那里也没有亲戚,母亲只给我搬了个小板凳,所以,我只好凑在一个看上去挺和善的大姐姐桌子边上。
来上学的孩子除了桌凳之外还要预备两样东西,就是用薄而光滑的片儿石做的写字板和大小合适的面石块。面石是在河滩里或山坡上随处可以捡到的质地比较疏松的一种石块,在石板上可以画出不同颜色的痕迹,可以充当粉笔用。当然,因为父亲在高中当老师的缘故,我可以带真正的粉笔。
我们这个班有十几个或者二十几个也许是三十几个学生,老师有两三个或许就是一个,我已经记不清楚了,因为我根本没来得及学会超过9的数,很多事情还没弄明白就被老师哄回家了。
我被送进这个教室的感觉一点儿也不比被送到别人家里的感觉好。教室里黑乎乎的,需要适应一会儿才能看清里面的面貌。桌登摆放得杂乱无章,学生也是高低大小参差不齐,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孩子有五六个,这对我是一点儿小小的安慰。教室里弥漫着浓郁的羊圈特有的腥膻臊臭气味,几只黑白不同长着尖的或弯的犄角的羊很是不解地看着这群不速之客,时而嚼嚼青草、踢踢或顶顶栏杆,时而咩咩地叫上几声,时而做出一副要冲出牢笼的架势,我吓得赶紧别过头去不敢多看一眼。
可是,我无法不时刻想着这些羊。那刺鼻的腥膻臊臭味时刻冲击着我的鼻粘膜,羊蹄子和犄角碰撞栏杆的声音和咀嚼草料的声音不断灌进我的耳道,我时刻提防着它们哪一刻会冲出围栏,好在它们始终也没有冲出围栏。我从小就胆小,至今还害怕那些长角的牛羊、汪汪叫的狗、举着长嘴巴“亢亢亢”的大鹅还有斗架的公鸡,在老家时那些无聊的大人们就经常拿这些取笑我;而且我们家所有人都不吃羊肉,就是因为受不了那种腥膻味。可想而之,在这样的教室上课,每天都是对我的胆量和忍耐力的莫大考验。
我害怕上学。原因之一是因为那些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因为担心那些羊而没有心思关注周围任何事情,一直没弄清究竟和谁坐在一起,总怕找不到座位。庆幸的是那个大姐姐总是主动喊我。
课堂上老师讲的什么我始终没听清楚。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羊,心里期盼着羊的主人赶快把它们牵出去,可它们总也不被牵出去。我屏着呼吸,憋得胸口发闷,然后瞌睡就上来了,不敢趴下睡觉,就连连打哈欠,弄得眼泪鼻涕总也抹不完。有一次,旁边的大姐姐问我“老师叫写啥?”,我说“逗号吧”。我把好不容易用粉笔在小石板上画出的一个大脑袋长尾巴的白块儿举給她看,过了一会儿,我看到她的石板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我很惶惑,怀疑自己可能错了,也不敢再说什么。还好,不一会儿,老师说“放学了,都回家吧。”我问大姐姐“搬凳子不?”她说“前半晌儿不搬,后半晌儿搬。”我不敢再磨蹭,赶紧挎起书包,抱着石板挤出教室去找回家的路。
回家的途中还有一道“关卡”让我害怕。窄窄的路上,一边是深深的坑塘,另一边是生产队的牛屋,屋前的几棵大杨树上分别拴着几头老黄牛,这些牛是生产队的宝贝,却是我每天路过这里的噩梦。拐到这条路上往往就剩下我一个人了,那些庞然大物霸道地踱着方步,一点儿也不把我放在眼里,它们几乎占满了那一片儿所有的空间,没有牛的地方就是一滩滩牛粪,我每当走到那里,一边用手捂着口鼻,一边提心吊胆小心翼翼地沿着坑塘边,尽量躲过那些牛和牛粪,鼓足勇气一口气跑过去,跑过那里我就可以大大舒一口气,放心地慢慢走回家了。每经过那里一趟都是一次历险的经历。
有一天,我终于听清了老师说的一句话。那是我上学的第二个星期的周末,那天上课前,一个女老师(以前上课的老师是男是女我都记不清了)站在讲台上大声说:“公社说了,咱学校教室不够使,七岁以下的小孩儿先回家,过了年再报名,谁不够七岁就自觉搬着板凳回家吧。回去就跟爹娘说,老师说不够年龄叫过了年再上,星期六拿着语文算术书到学校退书钱。”
这是我上了两个星期学听得最清楚的一段话。看着前面两三个孩子搬着板凳拿着书包石板走出了教室,我也很麻利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头也不回地逃出了这个羊圈。
终于可以呼吸到新鲜空气了,但我心头一点儿也不轻松。担心着回去怎么跟父母说,担心着当了逃学生会多么不光彩,担心着自己以后还能不能再上学。心想,我还得学习,书是说什么也不能退的。胡思乱想着就回到了家。
门开着,家里一个人也没有。那时民风很淳朴,一般白天出去都不用锁门,因为家家都一样——什么值钱的也没有。
我放下手里的东西,找了一截粉笔想着该写些什么,因为这时还是上课时间。想了一会儿,决定把学过的阿拉伯数字复习一下。就在凸凹不平的夯土地上费了好大劲写下0到9这几个数字。我端详着地上的粉笔字,很怀疑4和7的方向是否正确,继而很懊恼,后悔不该就这么逃离学校,眼泪忍不住就涌出来了。这时候妈妈回来了,看到我在家感到有些意外,问“今儿咋这么早就放学了?”我把老师说的话学了一遍,眼泪流得更凶了。妈妈满不在乎地说“不上就不上了,书也不用退了,玩去吧。”说完就忙她的事儿去了。爸爸回来也是这么说。可以断定,在他们眼里我上不上学并不是什么大事。
我可以自由地玩耍了,可心里总有一种说不清楚的不安,也不知道是觉得对不住那一块五毛钱的书费还是对不住我自己,反正每每经过那间羊圈我就心里怯怯的,总要绕得远远的。后来听说有几个孩子回去后又被父母送回了学校。过了不久,国家又开始重视教育,剩下的学生就迁回公社小学了。我真后悔了,可是也不敢跟父母提再回去继续上学的事,只好等过了年再说吧!
这一年,我常常粘着姐姐,有时还跟她一起上学。姐姐上学早,八岁就上了三年级,学习也好,所以老师能够容许她带着妹妹上学。有空我就缠着她给我讲他们学过的东西,她读书我就跟着一起背,她会背的课文我也背得滚瓜烂熟,还学会了很多字,而且,每次跟妈妈买东西总是我先算出该花多少钱。
第二年再上学的时候,就是在公社小学了,虽然条件与现在没法比,但是比那个羊圈强的太多了。用的课本是改版后的新教材,老师也是全公社最好的,上课时我觉得头脑也清明多了,老师教的东西我仿佛上辈子就会似的,讲一遍我就记住了,常常被老师叫到讲台上当“小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学习。
从那儿以后,我便一直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