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是指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
诈骗罪中受骗者“处分财产的行为”是仅限于有意识的处分行为，还是包括无意识的处分行为（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具有处分意义），在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
处分意识必要说认为，处分行为不仅要求受骗者客观上有处分财产的行为，而且要求主观上有处分财产的意识（意思）。
处分意识不要说认为，只要客观上有处分行为即可，不以处分意识为必要。
张明楷《诈骗犯罪论》一书倾向于处分意识必要说。理由是：
第一，采取处分意识必要说有利于区分诈骗罪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的界限。
处分行为的有无是区分盗窃罪与诈骗罪的关键要素。盗窃罪存在间接正犯的情形，盗窃罪间接正犯的被利用者都是不知情者。如果认为处分行为仅限于客观的处分行为，而不要求有处分意识，就难以划定诈骗罪与盗窃罪的间接正犯的界限。
就被害人而言，诈骗罪与盗窃罪的界限就在于，诈骗罪基于受骗者有瑕疵的意识而转移占有，盗窃罪是违反被害人的意志而转移占有。
在受骗者没有处分意识的情况下，应认定行为人是违反被害人的意思而转移占有，宜以盗窃罪论处。
第二，处分行为不仅包括作为，而且包括不作为、容忍类型的处分行为。如果不要求有处分意识，那么，或者会否认不作为与容忍类型的处分行为，或者会无限扩大处分行为的范围。
例如，甲使用欺骗手段使乙转移注意力，乘机取得乙的财物。根据处分意识必要说，由于乙没有处分意识，不能认定为不作为的处分行为，所以甲的行为只成立盗窃罪。如果承认无意识中的处分行为，那么，完全可能认定乙存在无意识的不作为或容忍类型的处分行为，进而认定甲的行为成立诈骗罪。这恐怕不合适。
第三，诈骗罪的受骗者必须是具有处分能力的人，而所谓具有处分能力，并不是仅指具有客观上交付能力；完全缺乏意思能力的幼儿、精神障碍者也可能实施客观的交付行为，但由于其不具有处分能力所要求的意思能力，故其行为不是财产处分行为。之所以要求有意思能力，显然与处分意识相关联；如果不要求受骗者具有处分意识，要求受骗者具有意思能力就显得多余。
第四，一般人心目中的“诈骗”行为，在刑法上不一定属于诈骗，而是属于盗窃。所以不能因为没有处分意识的情形也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诈骗，从而承认没有处分意识的处分行为（处分行为不要说）
比如，张三在自动取款机上设置挂钩，导致被害人王某插入银行卡后，卡被挂钩钩住，从而造成银行卡“被吞”现象。同时，张三的同伙李四冒充前来取款的客户，“热心”提示受害人按照他们早已张贴在自动取款机上的“故障提示”所提供的电话咨询应如何处理，而这个电话实际上是该银行附近的IC卡电话号码，张三事先等候在此。被害人王某拨通电话后，张三就冒充银行工作人员，以替被害人王某办理挂失手续为由，轻易骗取被害人银行密码。张三、李四随后取出自动取款机内的被害人的银行卡，迅速将卡内的存款提走（制造取款机故障案）。
这种类似的案件中，被害人根本没有处分财产的意识，但都会认为自己受“骗”，或者认为对方是“诈骗”。但是这种一般生活意义上的“骗”，在刑法上并没有被归入诈骗类型，仍然属于盗窃类型。
所以不能因为没有处分意识的情形也属于一般意义上的诈骗，从而承认没有处分意识的处分行为。
第五，承认无处分意识会不当扩大诈骗罪的处罚范围。
在行为不成立诈骗便成立盗窃的非此即彼的场合，承认无意识的处分行为不会导致处罚范围的扩大，只是导致成立的罪名不同。但在行为不可能成立盗窃罪的场合，承认无意识的处分行为则会不当扩大诈骗罪的处罚范围。
第六，我国的指导性案例已经认可了处分意识必要说。
如虚假支付链接案（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浙杭刑初字第91号刑事判决书；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浙刑三终字第132号刑事裁定书）【详见《诈骗犯罪论》P229-230】
总之，用一句话概括，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不仅要求受骗者客观上有处分财产的行为，而且要求主观上有处分财产的意识（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