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家人，都是知识分子。家里有位老太太，八十多了，早年毕业于外国人办的辅仁大学，主修英文。如今虽说年事已高，不大出门了，“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老太太每天都要戴上老花眼镜，把那晚报上的新闻浏览过遍。寻着得闲的时候，还喜欢拣几件和家里人讨论讨论。家里人都很忙，很多事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一点，因与自己无关，也没太在意。故常常对以“是吗？有这样的事啊!”，或者“谁操那份闲心？”之类的话。久而久之，老太太不乐意了。教训道：亏你们还是大学生，国家大事一点都不关心，哪里像一个知识分子！我看你们啊，连“知道分子”都算不得，也就是个“识字分子”（老太太的原话是英文单字literate）。
应当向这位老太太致敬。老人家一句话，算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如今知识分子的某些隐疾。
知识分子是一个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词典里对知识分子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如科学工作者、教师、医生、记者、工程师等。这意思看似很清楚，其实也经不起仔细推敲。比如，“较高的文化水平”到底是多高？高与不高是以文凭说话还是看实际本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界在哪里？等等。词典的解释，充其量是一份求职简历的头两行，姓名、性别、籍贯、年龄是有了，但这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恐怕还是一头雾水，不甚了了。
于是，有专家企图重新定义知识分子。虽然他们古今中外地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但基本上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又推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其标准有三条：
1，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
2，对社会进言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3，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这个标准很高。一下子就从数量上把本来正在无限逼近“分母”的“分子”砍掉了好多。当属精英级别。这个标准很学究，换句通俗点的话说，“公知”就是那些专门针砭时弊、批评政府的文化人。所以，如果有人把一顶闪闪发光的“公知”帽子戴到你头上，也别太高兴，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脑袋顶不顶得起。还有一个问题，既有“公”，就应该有“私”，但似乎并没有听到“私有知识分子”或“私知”一说。
其实“知识分子”是一个外来词。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最接近的对应名称是“士”，那些当了领导干部的士也被称为“士大夫”。如今大学里的文凭所谓学士、硕士、博士，大抵就是沿袭这个意思。当然，最接近也不等于相同。况且，据研究历史的人说，“士”的演变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大概有“男人说”、“武士说”、“最低等级贵族说”等等，直到春秋战国时期，才变成知识分子的雏形。这个有点复杂，是历史家们的事，我们一般人不必太较真。
先秦时期，士的社会地位很高，虽然不能和王公贵族相比，但在“士，农，工，商”里居首位。以后，知识分子在历史的长河中沉浮跌宕，至“文革”的时候跌到最低，得了一个最不雅的外号，叫“臭老九”。其实“老九”并不是文革的发明，相传是蒙古人统治时中原时（即元朝）排的座次，按职业排名为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娼、九儒、十丐。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读书人以孔孟的儒家经典为教科书，所以又叫儒生，儒生就是知识份子。蒙古人尚武，以骑射得天下，不大瞧得起羸弱的书生。后来毛泽东有诗云：“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算是为读书人出了口气。“文革”只是借用了“老九”的外壳，内容完全不同，具体的排位据说是：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加个“臭”字，色味俱全。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的地位触底反弹，突飞猛进，被光荣的列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理论总是苍白的。纠缠在抽象的名词和概念中是一件枯燥无味甚至令人生厌的事。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农民伯伯的话虽糙，理不糙。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他们有别于其他分子的精神特质和风貌是什么？在思考这个问题之前，不妨先把我们迷离的目光从那些光怪陆离的秀场暂且收回，回眸一下那些远去千年的背影----我们古代的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