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认为，哲学无用，因此，对于哲学的态度，有的人是轻蔑，有的人是苦恼。

但是正如上一期中冯友兰先生所认为的那样，王国维先生之所以苦恼，是因为他不知道，知识的每个分支，均有其适用的领域。超出了适用范围的真理，当然就变成了谬误。

缘木求鱼必然求而不得，求而不得则可能会心生痛苦，心生痛苦必然会觉得“哲学无用”。

哲学并不能让你长生不老、无疾无灾，也不能让你一夜暴富、权倾天下、美若天仙，如果你追求的只是健康平安以及钱权色，那么哲学当然是无用的。

冯友兰先生认为，哲学之用，在于提高人的心智（心灵、智慧）境界。

在《新原人》一书中，他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是因为当人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是可以“自觉”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并且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赋予其“意义”。不同的人即使做同一件事，由于其“自觉”程度不同、价值观不同，这件事对他们自己的“意义”也不同。所有这些“意义”的总体，便构成了“人生的境界”。

冯友兰先生将“人生的境界”划分为四层，由低到高分别是：

一本天然的“自然境界”；

追求利害得失的“功利境界”；

“正其义而不谋其利”的“道德境界”；

超越现实、“天人合一”的“天地境界”（冯友兰先生又称其为“哲学境界”）；

自然境界。有的人，按自己的本能或者社会习俗而生活。这种人，就像刚刚出生的婴儿或者动物一样，做事没有自觉，意识不到自己做的事有什么意义。

功利境界。有的人，他有私，时刻意识到有个“我”在，所做的事情也都是优先考虑自己，但并不是说他做的事一定都是损人利己的，他也会做对别人有益的事，不过他做这些事的动机，还是为了自己有好处（比如可以从中收获名利）。因此，他做的每一件事，对他自己来说，都是“有用”的。

应该说，绝大部分人，都活在功利境界。

道德境界。有的人，他知道世界上并不只有自己，还存在着一个社会，自己也是社会的一员。因此，他做事会基于社会的整体利益，用儒家的话，就是“正其义而不谋其利”，他做的事是合乎道德的，也就具有了道德上的意义，

这种人，就活在道德境界。

天地境界。有的人，除了自己、社会之外，还意识到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就是天地（或者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也是宇宙的一员。就社会层面来说，他是一个公民；就宇宙层面来说，他还是一个“天民”（或者也可以叫“宇宙公民”）。“天民”这个概念，是孟子提出的。这种人在做事的时候，会基于天地宇宙整体利益出发，他不只懂得自己所做的事情的意义，而且还会自觉地去做，这从精神上已经超越了人间俗世了，

这种人，就活在天地境界。

以上四种境界，前两种是人的自然状态，后两种不是天生的、自然形成的，它是人类心智的创造产物。

自然境界中的人，不需要对宇宙、人生有什么觉解（觉悟了解），浑浑噩噩，得过且过；

功利境界中的人，需要对宇宙人生有一定程度的觉解，追求的是私人（单纯自己、或者自己所处的小圈子）的利害得失；

道德境界中的人，需要对宇宙人生有更高程度的觉解，追求的是社会的道德；

天地境界中的人，对宇宙人生有最高程度的觉解，追求的则是“形而上”的价值。

中国传统哲学的任务，是帮助人达到后两种境界，特别是天地境界。

天地境界之所以又称为“哲学境界”，是因为若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经由哲学（而非“信者得永生”的宗教迷信），超越经验与逻辑，从而体验到真正的宇宙情怀，才能达到“天人合一”。

在道德境界中的人，我们称之为“贤”；而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我们则称其为“圣”。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也曾经说过：哲学家必须从依靠直观感觉的“洞穴”世界里上升到依靠理性的“原型”世界，这样他就超越了人间俗世；当他真能做到与宇宙合一之时，也就到达了顶点，这样他就超越了理性。

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即使是成为圣人，也不需要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圣人不会像上帝那样施行什么“神迹”，他也不应该那么做。圣人所做的无非就是平常人所做的平常事，只不过他在做这些平常事之时的觉解与平常人不同。

自然境界、功利境界中的人做事时处于“蒙昧”状态（按佛家的说法是众生“无明”）；圣人做事则处于“完全自觉”（贤者则是处于“部分自觉”）的状态。

佛家禅宗经常说“觉，乃万妙之源”，“万妙”只有在天地境界中的人才能体验，而“觉”则只能经由哲学才可开启。

因此，中国传统哲学所说的圣人，既在世界中生活，又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因为经由哲学获得的觉解已让他的心智超越了这个世界），他是既入世又出世的。

冯友兰先生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及支配将由科学来支持，而人对于超越现实精神层面追求的满足则最终会摆脱掉宗教的迷信，由哲学来支持。在这一方面，中国哲学可能会有所贡献。

至于“可能”会不会变为“现实”，则要看未来中国能不能出现这样的哲学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