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史书的地位异乎寻常地尊崇，当然，比史书更尊崇的是经书；然而章学诚有“六经皆史也”之言，所谓六经无非是先王圣人的治国治民之道，因事而言理，亦史亦经，但重要的是“理”而非“事”。经书微言大义，阐述圣贤之道，史书讽喻人心劝恶扬善的作用也不遑多让。士子束发读书，熟习的是经史，皇帝例行的经筵，左经右史，一成不变。当教化成为史书的第一要义，历史的本质便被有意无意地忽视和遮蔽。自<晋书》以降，官府把持了修史的权柄，其格式、体例和风格凝固不移，大陆出笼的《中华民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之类可谓忠实地秉承了官修史书的光荣传统。
与中国人不同，古罗马人并不视修史为经天纬地之伟业，好像也不设太史令、著作郎、秘书少监等史职，更无奉旨修史的惯习。李维、狄奥多洛斯和塔西佗们——这个阵容还可以不断扩大，包括著名的独裁者盖乌斯·尤利乌斯·恺撒，他留下了两部杰出的作品《高卢战志》和《内战志》——撰写历史作品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或者说，出于内心的自觉，这种自觉并非是司马迁和司马光们代天地立言，为万世鉴戒的宏大抱负。塔西佗们热衷的是历史自身的摇曳多姿和诡异莫
自然，所有的历史都是选择的结果，塔西佗的历史也不例外。历史学家塔西佗另一个名声显赫的头衔是演说家，这个顽固的共和主义者以他雄辯家激昂有力而又不乏冷静的文体（这种文体让我入迷）记录了提贝里乌斯、卡里古拉、克劳狄乌斯、.尼禄等各位罗马皇帝的恶劣品德和丑陋的习性（除了对第一位皇帝奥古斯都笔下稍容情面）。皇帝们集体的道德迷失似乎足以反证逝去的共和制度的美妙。事实果真如此么？后世严谨的史家蒙森和爱德华吉本惊讶但又理解塔西佗的偏见，蒙森认为，塔西佗并非心存诳骗世人之意，而是出于对帝制的强烈厌恶，使他“必须写下时代的糟糕”。我不能同意蒙森的说法。任何偏见和不公正都是对历史的亵渎，虽然，和习惯了在历史中夹带政治需要和个人喜恶私货的中国史家相比，塔西佗并不更值得指责，《编年史》仍然是一部精彩的史著。
尼禄·克劳狄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罗马帝国第五位皇帝，古罗马著名的暴君
罗马帝国的第二位皇帝提贝里乌斯是塔西佗着墨较多的人物，也是塔西佗极其厌恶的一位皇帝。在塔西佗笔下，提贝里乌斯阴险虚伪，严苛而毫无趣味，后者一个极妙的证明是公元23年提贝里乌斯发起的一次反低俗运动。稍早时候，皇帝曾经严厉打击过罗马贵族们大吃大喝的铺张浪费行为，让他们大为沮丧，但是贵族们很快找到了新的取乐方式——在阳光灿烂的午后骑马或者驱车赶去剧院，那里每天上演一种叫阿提拉戏的笑剧，角色不多，大概类似于现在赵本山们的小品，但比赵本山大胆泼辣得多，敢于对皇帝讽刺挖苦。贵族们看了很解气，给优伶赏钱大方的很，特别满意的就专门去捧他的场，日久生情的也不在少数--罗马城里，搞基在相当一个时期非常时髦。提贝里乌斯认为，这种放荡堕落的行为已经严重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如果再不加以制止，歪风邪气势必蔓延至帝国的每个角落。他发布命令，关闭剧院，那些优伶全部逐出罗马。至于罗马城的风气是否因此大为扭转，塔西佗没有下文。我估计贵族和平民大概是无法忍受无趣的城市生活的，他们必定发现或者发明了更新的娱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