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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年间,在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前期财税制度改革、美洲高产作物引进、手工业恢复与发展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清朝迎来鼎盛时期。
此时的晋商,也已经完成了其商业帝国的构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几乎每一个商业都会,都分布着晋商的商号,几乎每一个水旱码头,都活跃着晋商的身影。盐业、粮食、茶叶、药材、棉花、丝绸、皮草、木材……晋商的业务范围,几乎遍及每一个行业。此时的晋商,已经积累了富可敌国的资本,用“海内最富”来形容毫不为过。
但是,问题也随之而来。
几乎所有的晋商商号都把自己的总号设在山西老家(说是山西老家,其实就集中在晋中盆地汾河沿岸的祁县、平遥、太谷、榆次、汾阳等县)。于是,每当年终结账时,各地分号就需要将大量现银解送回山西。而当各地分号需要调配资金时,总号又需要将大量现银解送到各地。
但是,解送大量现银不仅会占用宝贵的运输力量,更要承担沿途可能遇到的自然灾害、盗匪劫掠等风险(其实,这也是明清时期山西镖局行业异常发达的原因。虽然在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当中,山西的武林人物都是史家兄弟、潞东七虎这样的“杂兵”,著名的龙门镖局、福威镖局也与山西无关。但是,在现实中,明清时期,山西可是武林高手辈出的地方,形意拳、八卦掌等注重实战的传统武术就都源自山西)。
于是,道光四年(1824年),平遥西裕成颜料庄的掌柜雷履泰在借鉴账局(主营借贷业务)、钱庄(主营兑换业务)等金融机构经验的基础上,将东家的颜料庄改造为主营汇兑业务(同时兼营借贷、兑换业务)的票号,定名为日升昌,成为中国最早的票号。
道光七年(1827年),平遥蔚泰厚绸布庄的掌柜毛鸿翙依托自己在日升昌供职期间积累的经验,将东家名下的蔚泰厚、蔚丰厚、蔚盛长、新泰厚、天成亨等5家绸布庄改造为票号,这就是著名的“‘蔚’字五联号”。同年,祁县的合盛元、大德通,太谷的志成信、协成乾等票号也相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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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账局、钱庄、票号各自主营业务的含义,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票号商业模式的创新之处。
先说账局。
账局主营的借贷业务其实就是存款和放款。举个例子,A员外手里有1000两闲钱,于是存到账局,账局每月付他10两利息。恰好B掌柜要购买一批紧俏商品,苦于本钱不够,就向账局贷款。账局贷给他1000两,每月收他20两利息。20-10=10,这10两的“利息差”,再减去各项成本,就是账局的利润。
再说钱庄。
钱庄主营的兑换业务其实就是铜钱、现银、银票之间的兑换。举个例子,C掌柜在小镇上经营着一家茶馆。平时,喝茶的客人主要用铜钱付款,但是,官府收税却只收现银。因此,C掌柜就需要去钱庄把铜钱兑换成现银。
虽然朝廷规定1两现银兑换1000铜钱,但是,在实际的商业运行中,兑换比例是不断变动的。所以,钱庄可能会按照1两现银兑换1200铜钱的比例给C掌柜兑换,1200-1000=200,这200铜钱的兑换差,再减去各项成本,就是账局的利润。
更复杂的是现银之间的兑换。当时的现银,除了官府铸造的官银,还有商号铸造的私银(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大盛魁就铸造了“魁记”私银,成为当时蒙古地区的“硬通货”),以及民间流通的碎银。这些现银的成色差异本来就很大,再加上流通磨损的问题,折算起来就更麻烦了。
举个例子,D掌柜在西湖边经营着一家酒楼,南来北往的客人,有的用官银支付,有的用私银支付,还有的用碎银支付。因此,D掌柜也需要定期去钱庄进行兑换,钱庄则会借着“银色差”的名义收取一些手续费作为利润。
此外,还有现银和银票之间的兑换。广义的银票既包括官府发行的纸币(比如大明宝钞、大清宝钞),也包括钱庄发行的存款凭据(其实,我们在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银票,往往是这种)。相比现银,银票易于保存和携带,而且,大型钱庄的信誉也比较有保障,因此,成为大宗交易的首选。
举个例子,E掌柜经营长途贩运生意,从江浙买丝绸卖到关外,再从关外买药材卖回江浙。这么远的路程,肯定是携带银票更加安全和方便。因此,E掌柜也需要去钱庄进行兑换,钱庄则会收取一些手续费作为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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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票号主营的汇兑业务又是什么意思呢?
举个例子,F掌柜经营着一家主营中俄茶叶贸易的商号,总号设在平遥,又在武夷山、恰克图设了分号。这一年,生意不错,恰克图分号净赚了20000两。正好,武夷山分号需要采购茶叶,资金不足,尚有20000两的缺口。面对这样的问题,F掌柜应该怎么办呢?
在票号出现之前,F掌柜只能委托镖局将这20000两现银先从恰克图分号运回平遥总号,再从平遥总号运往武夷山分号。
在票号出现之后,一切都不同了。F掌柜只需要将这20000两现银送到某家票号恰克图分号,票号恰克图分号就会给F掌柜出具一张汇票。F掌柜再派人将这张汇票送到票号武夷山分号,票号武夷山分号见到汇票,就会交给来人20000两现银。一来一回,有效地规避了沿途可能遇到的自然灾害、盗匪劫掠等风险,极大地提升了用户体验。
乾隆年间,社会经济发展,商品流通扩大,全国性大市场逐渐形成,并诞生了“东苏州、西汉口、南佛山、北京师”等区域性商业中心,现银跨区域大规模长途解送的需求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强烈。而票号主营的汇兑业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痛点”,因此,迎来了狂飙突进式的发展。
此后,晋商商号陆续涉足票号业务,由此,晋商不仅解决了自身现银跨区域大规模长途解送的难题,还实现了商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为其他业务的发展插上了金融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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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晋商票号最终走向巅峰并不是依靠上述市场化金融业务,而是因为其深度参与到了清廷的官场运作与财政运行当中,并最终控制了清廷的金融命脉,这才是“汇通天下”的真相!
先说晋商票号参与清廷官场运作的事情。
第一,代办捐纳业务。
捐纳在本质上就是卖官鬻爵,不过,不是杨国忠、魏忠贤那种权臣奸宦出于个人敛财目的的卖官鬻爵,而是政府为了快速获取资金、化解财政危机而进行的卖官鬻爵。
捐纳的传统由来已久。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先后开凿灵渠、修筑长城、北击匈奴、攻略百越,这些工程/行动所需要的资金是当时的财政收入所无法满足的。于是,秦始皇下令,平民可以通过捐纳粮食的方式获得爵位、成为贵族。
此后,历朝历代,在对外用兵、赈济灾荒导致财政危机时,往往会通过开放捐纳的方式快速获取资金。而平民(主要是政治地位较低的商人)通过捐纳就能得到爵位,进而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和一定的贵族特权,往往也乐于参与。
不过,绝大多数时候,捐纳的标的物只有爵位和虚衔,实职是不会开放捐纳的,这是为了避免官员队伍充斥着想要尽快“回本”而贪赃枉法之人。
但是,到了清代,特别是乾隆后期以后,捐纳却开始走向泛滥,逐渐从一种临时性的行为发展为一种常态化的制度,捐纳的标的物也从爵位和虚衔扩展到实职。
当时,捐纳只能在北京办理,于是,票号就开发了代办捐纳业务。举个例子,G掌柜是济南一家商号的掌柜,与当地官府有不少业务往来,为了便于交际,就想捐一个候补道台的虚衔。他不需要费时费力地亲自跑到北京办理,只需要将2000两费用交给某家票号济南分号,票号济南分号就会联系票号北京分号代为办理G掌柜的费用缴纳、凭证领取等事项。
那么,票号在这中间如何赚钱呢?
一是“得空期”,G掌柜3月初就将2000两费用交给票号济南分号,票号北京分号3月底才将这2000两交给户部。于是,这中间就产生了一个月的时间差,票号可以将这2000两用于短期放贷,从而赚取利息。
二是“银色差”,前面说过,官银、私银、碎银之间的的成色差异很大,G掌柜交给票号济南分号的是私银,而票号北京分号却需要向户部缴纳官银,于是,票号就可以借着“银色差”的名义向G掌柜收取一些手续费。
到了咸丰年间,清廷对外需要支付两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对内需要筹措平定太平天国的军费,财政异常紧张,于是进一步开放捐纳,票号的代办捐纳业务也愈加红火。
当时,候补官员很多,而官职实缺很少(特别是在平定太平天国期间,清廷滥授名器,导致“提督贱如狗,总兵满街走”,关于这一点,详见之前的文章《Tony老师&太平天国,都深受这个问题困扰》),于是,北京就聚集了大量候补缺员,排队等着补上实缺。
一方面,他们处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状态,既需要找各部衙门打点关系以便尽快补上实缺,又需要避免被官员、胥吏上下其手、层层盘剥。
另一方面,正所谓“长安居,大不易”,他们既要养家糊口,又要经常与同僚同年应酬,即便是小康之家都会捉襟见肘,更不用说寒门小户了。因此,很多候补官员就得靠典当乃至借贷过日子。
于是,晋商票号一方面积极结交各部衙门的官员、胥吏乃至长随、门房,帮这些候补官员打探消息,另一方面为这些候补官员提供贷款支持,帮助他们应对经济压力(至于晋商票号如何收回这些贷款,详见之前的文章《古代衙门里的“临时工”是什么样的?》)。由此,晋商票号与清廷官僚系统的勾兑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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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沦为贪腐工具。
清代沿用明代的低薪制度,官员的合法收入很低(这一点在雍正皇帝推行“养廉银”制度之后有所转变)。因此,清代官员的贪腐情况极为严重。地方官利用“火耗”“折色”等名目盘剥百姓(这一点在雍正皇帝推行“火耗归公”制度之后有所改善),京官则大肆收受地方官的“冰敬”“炭敬”(关于清代官场的这些“潜规则”,详见之前的文章《古代衙门里的“临时工”是什么样的?》&《介休县令举报钦差大臣——当年的山西官场众生相》)。
一方面,这些灰色收入得找一个可靠的地方存放起来,最好还能收些利息。另一方面,清代实行“回避”制度,官员不得在本省任职。所以,还得能够异地存取。这样一来,商业信誉极佳而且主营汇兑业务的晋商票号无疑就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例如,咸丰年间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就在志成信存款200万两。为了帮助客户严格保密,这些存款都不是实名的,而是以票号自己的堂名入账。当时,志成信有个账户叫乐三合,里面都是地方大员的存款,叶名琛的这笔存款就在其中。
此外,当官员捉襟见肘的时候,晋商票号也会慷慨解囊,通过借贷甚至赠与的方式进行支持。
例如,在之前的文章《介休县令举报钦差大臣——当年的山西官场众生相》中,我们讲过,《道咸宦海见闻录》的作者张集馨曾经为了“跑官”四处借贷。其实,当时,借贷给他的就是蔚丰厚等晋商票号,这些晋商票号先后借贷给张集馨1万余两。
例如,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面临军饷不足问题。大德通立即“助饷”10万两,名为借贷,实为赠与。左宗棠也投桃报李,凯旋之后专程前往祁县乔家拜访,并为其题写匾额。
晋商票号当然不是做慈善的,他们资助这些官员,就是为了从他们身上获取更多业务。例如,光绪年间,陕甘提督董福祥曾将军饷存入蔚丰厚迪化分号收取利息,四川总督赵尔丰则将军饷存入宝丰隆成都分号收取利息。此后,这种灰色操作逐渐从个别性的私下操作发展成普遍性的公开操作,而晋商票号也开始深度参与到了清廷的财政运行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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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晋商票号参与清廷财政运行的事情。
第一,汇兑京饷协饷。
清代的财政制度与今天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当时,由各省自行征收赋税,存入藩库(相当于今天的省地方国库),用于本省的各项开支。如有剩余,则上缴户部或者转拨其他财政入不敷出省份。
其中,前者称为“京饷”(类似于今天的分税制),后者称为“协饷”(类似于今天的转移支付)。由于京饷和协饷是财政运行的核心,因此,历来是由官方亲自下场解送,决不允许商业机构插手。
但是,咸丰年间,太平天国兴起,并迅速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原本作为清廷“财赋重地”的苏南、浙北等地丢失,清廷的财政收入锐减。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原本作为清廷“生命线”的漕运受到阻隔,京饷、协饷的解送困难重重。例如,咸丰十一年(1861年),各省应当解送的京饷达到700万两。但是,由于交通阻隔,直到当年8月,户部仅仅收到100万两。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部分地方官员开始被迫违规操作,委托晋商票号汇兑。而晋商票号在此前开展市场化金融业务的过程中,在各省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分支机构,并与地方官员建立了比较良好的私人关系,也有能力承担这一使命。
同治二年(1863年),湖南巡抚毛鸿宾将5万两京饷委托蔚泰厚、新泰厚汇兑。此后,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福建等省纷纷援引成例,委托晋商票号汇兑京饷、协饷。例如,江西是委托新泰厚汇兑,湖南是委托蔚泰厚汇兑。此举虽然违反“祖宗成法”,但是,清廷也只能默许。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刘坤一、丁日昌等“湘淮系”出身的地方督抚开始推动洋务运动,先后创建了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近代军工企业,轮船招商局、上海电报局等近代民用企业,以及福州船政学堂、上海机械学堂等近代新式学堂。
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洋务经费也往往交由晋商票号汇兑。例如,光绪十六年(1890年),广东将铁路事业经费5万两委托百川通、蔚泰厚汇兑,上缴户部。光绪二十年(1894年),四川将海防事业经费10万两委托百川通、日升昌汇兑,上缴户部。
据不完全统计,从同治元年(1862年)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晋商票号累计汇兑京饷5857万两,由此产生的“得空期”“银色差”收入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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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汇兑借款赔款。
甲午战争以后,根据《马关条约》规定,中国需要向日本赔偿白银2亿两(“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之后,中国不再需要割让辽东半岛,但需要再向日本支付“赎辽费”3000万两)。如此巨额的赔款,远远超出清廷的财政能力。
为了筹措赔款,清廷开始对外举债,先后向英、法、德、俄四国银行团借款共计3.5亿两(加上利息共计7亿两)。这些外债,被户部分摊到各省。
在此过程中,晋商票号先后承担了陕西、山西、河南、湖南、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等省的汇兑赔款业务。此时,晋商票号参与清廷财政运行不仅公开化、合法化,而且得到了清廷的鼓励、提倡。
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仓皇西逃。他们进入山西以后,受到了山西票号竭尽全力的服务。由此,晋商票号赢得了他们的欢心与信赖。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慈禧太后回到北京以后,立即下旨,要求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敦促庚子之变期间逃离北京的晋商票号尽快返京,承接汇兑京饷、协饷业务,确保财政运行能够尽快恢复。
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中国需要向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俄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西班牙、美国、日本等11个国家赔偿白银4.5亿两(加上利息共计8.9亿两)。
这笔赔款同样也被户部分摊到各省,并几乎全部由晋商票号汇兑。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晋商票号年均汇兑赔款1000万-2000万两,由此产生的“得空期”“银色差”收入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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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理国库生息。
甲午战争以后,一方面,由于对日赔款的原因,清廷的财政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昔日的“东亚霸主”被新兴的“蕞尔小国”击败,也极大地激发了清廷的危机意识。于是,传统的“重农抑商”思维逐渐松动,西方的“重商主义”思潮逐渐流行。
两种因素叠加之下,清廷一反常态,开始允许户部和各省的藩库(相当于今天的国库和各省地方国库)将库银存入晋商票号,收取利息,用于发展工商实业,挽救社会危机。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时任户部尚书鹿传霖将库银100万两交给数家晋商票号经营,每月收取3厘利息。随后,各省也纷纷援引成例,将库银委托给晋商票号经营生息。对于清廷而言,这笔“国家流衍转输之利,在无形之中而未及经理”的财富得以增长。对于晋商票号而言,也依靠“利息差”赚得盆满钵满。
此时,晋商票号的主要收入来源已经不是市场化金融业务,而是汇兑京饷、协饷、借款、赔款,并参与经营国库。清廷依靠晋商票号在动荡的时局当中维持财政运行,而晋商则通过深度参与清廷的财政运行最终控制了清廷的金融命脉,进而获取巨额利润,这才是“汇通天下”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