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提到晋商，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乔家大院》《白银帝国》。提到晋商文化，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就是“信以立身，以义制利”。好像，晋商的经营范围就只有票号这一种，晋商文化的深刻内涵就只是“诚信”这一点。
其实，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误解，是部分旅游景区、传媒节目长期以来简单粗暴的宣传推广给我们造成的片面认知、刻板印象。
晋商是中国历史上实力最雄厚、遗产最丰厚的商帮，晋商文化则是山西地域文化中知名度最高、影响力最强的部分。
但是，票号其实只是晋商发展到鼎盛时期的产物，晋商的经营范围远比票号要广泛得多。而“诚信”也只是晋商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晋商文化的内涵远比“诚信”要丰富得多。
“十一”长假就要到了，为了更好地推介晋商和晋商文化，推广山西文化旅游资源，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真实的晋商和晋商文化。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标题1-19）回顾晋商“纵横欧亚九千里，称雄商界五百年”的辉煌历史。第二部分（标题20-23）解释为什么说“诚信”无法概括晋商文化。换句话说，为什么“诚信”不仅仅是晋商的主动道德选择，更是当时经济社会环境下的必然产物。第三部分（标题24-36）介绍真正的晋商文化，带大家领略内涵丰富、有血有肉的晋商文化。
这三个部分是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您可以直接通读全文，也可以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部分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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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日升昌、复盛公、大盛魁、协同庆等晋商商号/票号的崛起，其实要到清代中期以后了。但是，晋商作为一个商帮的崛起，要早得多，可以追溯到明代初期。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在先后消灭、兼并、整合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盘踞南方的义军势力之后，朱元璋发布《谕中原檄》，下令北伐（此时，朱元璋尚未正式称帝建立明朝）。
次年，即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即今天的北京），元顺帝妥懽贴睦尔仓皇逃往北方草原。至此，蒙元势力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宣告结束，落入异族手中长达400余年的燕云十六州也重新回到中原王朝手中。
蒙元势力虽然被赶出了中原地区，但是，他们在北方草原建立了北元政权（后来又分裂为鞑靼、瓦剌两部），依然时刻威胁着大明的北部边境。
此后，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多次用兵漠北，明成祖朱棣也曾多次亲征漠北，虽然给蒙元势力造成了沉重打击，但是，始终未能将其彻底消灭。特别是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蒙元势力更是时刻威胁着首都的安全。
于是，一方面，明廷在前代长城的基础上修建了明长城。另一方面，沿着明长城设置了九座边防重镇，即著名的“九边重镇”（自东向西分别为辽东镇、蓟州镇、宣府镇、大同镇、太原镇、延绥镇、宁夏镇、固原镇、甘肃镇）。
这些边防重镇可不是简简单单的一座城池，而是一套完备、立体的防御体系。由镇城，以及下属的众多路城、卫城、所城，还有外围的无数堡城、关隘、烽燧组成（这里多说一句，直到今天，山西、河北等省中北部地区都还有不少地名叫“✕家堡”，就是因为这些地方当年就是堡城）。
巅峰时期，“九边重镇”的驻军人数达到80万人，军马数量达到40万匹，人吃马嚼，路途损耗，成为明廷巨大的财政负担（史料记载，隆庆元年，仅“九边重镇”的财政需求就达到280万两，而明廷当年的财政收入仅为219万两，即便举全国之力，都不足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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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洪武三年（1370年），明廷在组织边境屯田的同时，开始实行被称为“开中制”的政策。
众所周知，春秋时期的管仲改革就出现了“盐铁官营”的雏形。到了汉武帝时期，“盐铁官营”更是成为国策，并被后世所沿用，成为历朝历代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相应的，贩运私盐一直都是重罪（电视剧《武林外传》中燕小六策划的缉拿私盐贩子的“口淡行动”就反映了这一点）。
通俗地说，“开中制”就是利用食盐的特许经营权换取商人向“九边重镇”输送军需粮草。第一步，明廷张榜招募商人，写明需要输送的军需粮草数量。第二步，商人向指定边镇缴纳足额的军需粮草，并由边镇签发“仓钞”。第三步，商人持“仓钞”向盐政机关申请“盐引”。第四步，商人持“盐引”到指定盐场购买食盐，再到指定区域销售。
由于食盐是垄断经营的，商人一旦获得了食盐的特许经营权，很快就能赚得盆满钵满。因此，他们趋之若鹜，纷纷参与。
“九边重镇”之中，大同镇（镇城在大同）、太原镇（镇城先在偏关，后迁宁武）都在山西境内，宣府镇（镇城在宣化）虽然在河北境内，但是距离山西也很近。因此，晋商在参与“开中制”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他们借助地利，捷足先登，很快就积累了巨额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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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中制”的可观利润自然也吸引了以宗室、勋贵为代表的权贵集团。他们开始插手盐政、倒卖“盐引”，导致“开中制”逐渐走向崩溃。而晋商也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傍上权贵集团，才能确保自己的商业利益。
于是，晋商一边花费巨资结交权贵，一边培养子弟参加科举。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最终孕育出了一批横跨政商两界的官商巨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王崇古家族和张四维家族。
王崇古和张四维都是山西蒲州人（在今天的运城市永济市），前者是后者的舅舅。王崇古曾任宣大总督，是隆庆-万历年间明廷北方防务事实上的最高指挥官，张四维曾任内阁首辅，是张居正去世之后明廷中枢政治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
王崇古和张四维相互配合，于隆庆五年（1571年），在时任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的支持下，促成了“隆庆和议”。
其实，在“隆庆和议”之前，明廷与蒙古之间也一直存在着边境贸易。不过，这种边境贸易在本质上属于“朝贡贸易”，是明廷“羁縻政策”的组成部分（“羁”就是通过军事和政治压力进行控制，“縻”就是通过经济和物质利益进行抚慰。通俗地说，“羁縻政策”就是“胡萝卜加大棒”），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易。因此，规模不大，并且，受到战乱影响，并不稳定。
王崇古和张四维深知，相比武力征讨，经济控制的成本和风险更低，成效和收益更高。而晋商也深知，一旦开放对蒙贸易，自己就能凭借地缘优势和前期基础，获得空前的商业利益。
王崇古和张四维既是明廷事实上的中枢，又是晋商实际上的领袖。因此，晋商积极支持王崇古和张四维的议和努力，最终促成了“隆庆和议”。
“隆庆和议”之后，明廷册封鞑靼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并开放11处边境贸易口岸。从此，蒙古可以通过贸易获得生产生活所必须的粮食、茶叶、铁器、棉布，不再需要南下劫掠，大明的北部边境迎来了长期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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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庆和议”开放的边境贸易口岸，基本都在山西境内或者邻近山西，比如大同镇下辖的守口堡、得胜堡、新平堡、杀胡堡，太原镇下辖的水泉营，宣府镇下辖的张家口等。
于是，晋商又凭借地缘优势和前期积累，积极参与到了边境贸易当中。他们将内地的粮食、茶叶、铁器、棉布源源不断地运往蒙古，又将蒙古的牛羊、马匹、皮草、药材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
在此过程中，这些边境贸易口岸的物流、仓储、餐饮、住宿等服务行业逐渐兴起，集市先变成集镇，集镇再变成都市，原本荒凉苦寒、人迹罕至的边塞地区竟然也呈现出一派繁华富庶、兴旺发达的景象。
到了万历年间，女真各部崛起，宣府镇下辖的张家口成为面向女真各部开展边境贸易的重要口岸。
此时的张家口，已经被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八大晋商家族把持。后金政权建立不久，他们就与其暗通款曲，向其走私急需的粮食、铁器，提供紧要的信息、情报，很受后金政权赏识。
因此，满清入主中原之后，顺治皇帝将他们封为“八大皇商”（这里多说一句，近年来，“八大皇商”的发家史逐渐为公众所知。于是，中文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声音，把晋商说成是“汉奸”。这种说法毫无疑问是错误的，晋商是一个绵延500年的群体，“八大皇商”只是这个群体中的若干个体。他们是汉奸，不代表明初那些从事盐业的晋商是汉奸，也不代表明末那些从事边贸的晋商是汉奸，更不代表清末那些从事票号的晋商也是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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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清代，情况又是一变。
此时，蒙古已经纳入帝国版图。而且，在满清入主中原的过程中，蒙古也一直扮演着盟友的角色。因此，清廷长期奉行“满蒙一家”政策，政治上加以笼络，经济上加以控制。众所周知，贸易是经济控制的重要手段，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旅蒙晋商开始崛起。
清代初年，清廷对对蒙贸易进行严格限制，指定张家口、杀虎口（为了避讳，清代将原来的杀胡堡改名为杀虎口）、归化城（即今天的内蒙古呼和浩特）为对蒙贸易场所，禁止内地商人到除此以外的地方进行贸易。
但是，这种人为设限的贸易模式显然无法满足蒙古的物资需求。于是，康熙三十年（1691年），蒙古王公借着多伦会盟的机会向康熙皇帝请愿，希望开放对内地商人赴蒙贸易的限制，康熙皇帝也同意了这一请求。
此后，清廷出台“部票”制度，加强对旅蒙商人的管理。“部票”也被称为“龙票”，由察哈尔都统、归化城将军、多伦同知衙门、西宁办事大臣等机构出具。上面用汉、满、蒙三种文字载明了商人的人数、姓名，商品的种类、数量，入蒙的路线、时间，交易的地点、时间等信息，旅蒙商人必须严格按照“部票”规定开展贸易。
虽然“部票”制度对旅蒙商人进行了诸多限制。但是，一方面，持有“部票”的旅蒙商人享有免税特权。另一方面，清廷严禁并未取得“部票”的内地商人赴蒙贸易。于是，就像明初积极参与“开中制”一样，晋商再次凭借地缘优势和前期基础，积极参与到了对蒙贸易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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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旅蒙晋商真正垄断蒙古市场，要到清廷用兵西北以后了。
有清一代，虽然长期奉行“满蒙一家”政策，但是，蒙古始终都是心腹大患。康熙年间，有噶尔丹之乱，雍正年间，有罗卜藏丹津之乱，乾隆年间，有阿睦尔撒纳之乱。因此，清廷长期用兵西北。
于是，西北大军的军需粮草供给就成为了头等大事（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读者对此应该深有同感，用兵西北，不仅军需粮草的实际需求非常大，而且路途损耗也很高）。
旅蒙晋商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个巨大的商机，他们利用自己在对蒙贸易当中积累的丰厚资本、广泛人脉、丰富经验，为清军运输军需粮草，成为了清廷事实上的军事承包商。
在派兵平定叛乱的同时，清廷还在蒙古修建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军事要塞，并设置了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统兵驻防。
于是，历史再次重演，这些军事要塞就像明代的“九边重镇”一样，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旅蒙晋商在为清军运输军需粮草的同时，还进行“捎脚买卖”，将内地的粮食、茶叶、铁器、棉布源源不断地运往蒙古，又将蒙古的牛羊、马匹、皮草、药材源源不断地运往内地。
天长日久，在这些军事要塞以及其他清军驻地周边，旅蒙晋商逐渐建立起了各类作坊、商号，乃至客栈、货仓，甚至酒楼、青楼，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
历史上著名的“走西口”就发生在这个时期，来自山西的移民们背井离乡、深入蒙古，经商做工、开荒耕种，带动了蒙古地区的开发与繁荣（“走西口”中的“西口”主要就是指杀虎口）。
可以说，旅蒙晋商是依靠清军将商业触角伸向了蒙古腹地。旅蒙晋商为清军提供后勤补给，清军为旅蒙晋商开拓广阔市场，两者相辅相成。被时人称赞道，“国不耗而足饷，民不劳而军赡”，就这样，旅蒙晋商的驼队往来于内地和蒙古，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到了乾隆年间，晋商已经完成了对对蒙贸易的垄断。比如，鼎盛时期的张家口有4000多家商号，其中3700多家是晋商开设的。里面最著名的当属祁县渠家的长裕川、长盛川和榆次常家的大德川、大德昌。比如，祁县乔家的复盛公在包头经营200余年，几乎独占了包头市场。被时人称赞道，“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对，就是电视剧《乔家大院》里的乔致庸他们家，他们家起初就是旅蒙晋商，经营票号是以后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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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蒙晋商当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大盛魁。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皇帝任命费扬古为安北将军，驻守归化城。来自太谷的王相卿，祁县的史大学、张杰三位小贩加入随军贸易的行列，为费扬古的大军输送军需粮草，并通过“捎脚买卖”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康熙皇帝晋升费扬古为抚远大将军，成为蒙古地区清军的最高统帅。王相卿、史大学、张杰继续跟随清军深入蒙古腹地，并最终设立了大盛魁。
大盛魁是清代北方地区最大的商号，集行商、坐贾于一身，融零售业、批发业、手工业、金融业为一体。其业务触角不仅遍布蒙古各部，而且还在内地各省设立了大量分号。巅峰时期，其员工总数达到6000人，资本银达到1亿两，年营业额达到1千万两。
在大盛魁的经营范围当中，最暴利的当属“印票”业务，这本质上是一种获得官方背书的高利贷业务，因借据上由蒙古王公或驻蒙官员加盖官印而得名。
当时，无论是蒙古王公进京朝觐纳贡，还是驻蒙官员支付各项杂费，特别是底层牧民遇到风雪灾害，往往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这时，大盛魁就会“雪中送炭”，向他们借贷，他们则以“印票”作为还款保证。由于当时的蒙古地区基本没有现银流通，他们在还款时往往用牛羊、马匹、皮草、药材折抵。大盛魁则趁机压价，由此收获了惊人的利润。
同样，由于当时的蒙古地区基本没有现银流通，当地民众往往通过实物形式缴纳赋税。但是，堆积如山的牛羊、马匹、皮草、药材既需要保管，又需要折算，令清廷颇为头疼，索性就委托大盛魁代为征缴。这是晋商第一次涉足清廷的财政业务，此后，晋商票号的很多业务模式都沿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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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旅蒙晋商开辟了“万里茶道”。
彼得大帝改革之后，俄国国力不断增强。一方面，急切地想在西边的波罗的海、黑海寻找出海口，另一方面，不断地向东方延伸扩张触角。于是，和中国爆发了多次边境冲突（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雅克萨之战”）。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乾隆五十六年（1790年），中俄又签订《恰克图市约》。这一系列条约，重新划定了两国的边界，确认了保护贸易的原则，给两国带来了长期的和平，并促进了贸易的发展。
此时的旅蒙晋商，开发蒙古市场已近百年。在张家口、归化城、库伦城（即今天的蒙古国乌兰巴托）等地建立了众多的作坊、商号、客栈、货仓，蓄养着庞大的驼队，积累了丰厚的资本。于是，恰克图（在今天的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境内）开市之后，旅蒙晋商将目光投向了更加广阔的俄国市场。
中俄贸易的主打货物是茶叶，旅蒙晋商充分发挥自己长期从事跨区域大规模长途贩运业务积累的优势，建立了一条北到恰克图、南到武夷山的“万里茶道”。
他们在福建武夷山收购、加工茶叶，经江西河口，再经湖北汉口、河南赊店，沿着长江、汉水北上。随后，渡过黄河，进入山西境内。再出张家口、杀虎口，直达库伦城、恰克图，与俄国商人交易（此后，这些茶叶又会跟着俄国商人穿越西伯利亚荒原，到达圣彼得堡、莫斯科）。一路跋山涉水、开路搭桥，其辛苦可想而知，其利润也自然丰厚。
经营中俄茶叶贸易的晋商当中，持续时间最久、业务规模最大的当属榆次常家。自乾隆年间，榆次常家就在恰克图设立了大德玉商号，经营中俄茶叶贸易。历经150余年，形成了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等著名的“‘玉’字五联号”。此外，太谷曹家、祁县乔家、汾阳牛家等晋商家族亦是经营中俄茶叶贸易的主力。
而恰克图，这座原本毫不起眼的中俄边境小镇，在中俄茶叶贸易的带动下，也一跃成为亚洲腹地最重要的国际商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