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上古的传说中，尧、舜、禹建立的都城都在河东盐池附近。既然是产盐区，这里就一定有卖盐的人。梁小民认为，“最早的中国商人应该是从事盐业贸易的山西人。”运城地区也就是晋商的发源地。

这场“隆庆和议”标志着晋商真正的成熟。在隆庆和议以后，明朝的边贸政策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晋商经营的边境贸易迎来全面繁荣。他们不仅同蒙古人开展贸易，还在辽东地区和女真人做起了生意。晋商用铁器、丝绸、棉布、瓷器，向女真人交换内地所需的牛马、皮毛、人参。这就是著名的“辽东马市”。

辽东马市给晋商带来的不只是丰厚的利润，还有未来的政治资本。晋商在同女真人做生意的过程中，和女真人的上层统治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满清入关后，朝廷在顺治元年（1644）召见晋商中最大的八家进京，为感谢他们长期给予的物质和信息上的帮助，在政治上给了他们很大的优待。这八家晋商就是民间俗称的“皇商”。八大皇商以清廷的名义，垄断了北京经张家口到库伦一线的贸易事务。晋商的发展迎来了又一个高峰。

晋商从明代起就熟悉边境贸易，此时中俄边境一开，晋商迅速掌握了从汉口经祁县出张家口一直到恰克图的商路。这是中国贸易史上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只是场景换到了陆路，舟楫换成了骆驼。以山西人为主的商队顶风冒雪，万里穿梭，越过高原沙漠，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唯一在对外贸易中掌握主动权的商业集团。恰克图市面上每年近千万两白银的总利润，也为晋商的发展积累了厚实的基础。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这次转型来得太及时了。就在这段时间里，进入中国的俄国商队越来越多。他们在汉口、九江等地驻扎下来，建立蒸汽动力的制茶厂，将湖广地区运来的茶叶直接压制烘干，制成砖茶，再运回国内。这种工业生产方式的产量是传统的手工作坊没法比的。没过几年，俄国商人在俄国茶叶市场上占有的份额达到了山西茶商的十几倍。那些没来得及转型的茶商在竞争中完败。而在1884年，乔氏家族彻底结束茶叶生意，将大德兴茶叶行改组成大德通票号，从此全面走上金融之路。许多其他的晋商家族也纷纷效仿，通过向金融业转型，躲过了茶叶市场上严酷的竞争，保全了实力。

其实孔祥熙并非生在什么大富大贵之家，但他通过融资手段获得煤油的专营权，进而倒卖铁砂，又投身房地产和金融业，每一步棋都走对了。不过，这样一个有着绝佳商业眼光的人，却在自己推行的法币改革中遭到了重大的挫折。1935年，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推行法币改革，规定法币和银元必须一比一足额兑换。为了以身作则，孔祥熙把自己当年支付给英国亚细亚石油公司的煤油专营保证金四十万银元换成了四十万法币。没想到，几年后，日占区的汪伪政权规定法币不得通用，必须以二比一的比值兑换成汪伪政权发行的伪币中储券。亚细亚公司身在日占区，只能无奈地将孔祥熙的四十万法币保证金兑换成了二十万中储券。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规定，将以二百比一的比值来回收中储券。孔祥熙的这些钱到最后只能折合成一千元法币。亚细亚公司也不好意思再收这笔保证金了，就把这一千元法币还到了孔祥熙手上。三十多年前孔祥熙刚刚拿下壳牌煤油专营权的时候，这笔保证金能值二万五千英镑。可是这个时候呢？一千元法币只值得上两英镑。这一万多倍的跌幅足以说明，在动荡的时代里，一切金融技巧都是渺小无力的。

晋商为什么能在历朝历代漫长、曲折的历史中生存下来，还能发展壮大呢？书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点。

第一点，叫做“慎待相与”。这个传统是乔氏家族提出来的，字面上的意思是，慎重地对待那些和你打交道的人。听上去，这个道理好像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乔家把它做到了极致，他们不仅对生意伙伴十分友善，对待下人也极为厚道。在乔家做佣人，不仅待遇优厚，还能享受到真正的尊重。对那些年老的佣人，乔家会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家人，给他们养老送终。这种做法在中国古代的世家大族中并不常见。因为践行了慎待相与的原则，乔家历经时代的变换，始终没有遭到过仆役和乡民的背叛和伤害，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保存了稳固的底盘。

第二点，是晋商深深懂得如何与国家建立良性的配合。纵观晋商的历史，无论是从事食盐贸易还是边境贸易，晋商不但能顺应国家的政策，还能基于国家和民间的共同利益，推动国家政策做出适时、恰当的调整，这在中国古代的商帮中是非常罕见的。在清朝晚期，中国的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力量微弱，不足以和外国资本抗衡。如果不是晋商积极争取，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就不可能在与俄国商人的茶叶之战中一度扭转败局。

向上与国家形成默契的配合，向下与生意伙伴和雇员形成友善的合作，晋商靠着这种厚重的处世之道，将自己深深地嵌入到了社会网络之中。这或许就是晋商经久不衰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