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节的“上海一套房换一张票”的火爆，到国内定档所引起的“七月风暴”，摘得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小偷家族》注定备注影迷的期待。
八月初，《小偷家族》正式跟国内影迷见面，带着一股似火的热浪，给影迷注入了一丝关于家庭问题的“清凉”。借用导演是枝裕和的话说：“角色真正说了些什么？不是酒或事物……而是家庭。”但是，“这个家庭让全世界感动落泪，超越血缘的羁绊感人至深！”
熟悉是枝裕和的影迷，就会知道他的文艺风范，以及云淡风轻地对日本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影射，是日本现代社会的寓言。片中，一个看似和谐的三代同堂的六口之家，却通过美好的方式召唤出日本人的家庭问题、教育问题、老龄化、中年危机等问题，并予以不动声色的批判。
在这六口之家中，没有工作的“爸爸”柴田治，洗衣服为生的“妈妈”信代，靠卖色相赚取生活费的“姐姐”亚纪，整日在外溜达且不上学的“弟弟”祥太，以及突然闯入的饱受亲生父母虐待的“妹妹”百合，都是以“奶奶”初枝的养老金过活。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家族”，有幸福与美好的外壳。但是，片名中的“小偷”却出卖了，或者说冲击了、乃至消解了“家族”的美好设想，并最终暗示了他们分崩离析的悲惨命运。换而言之，“小偷”隐喻式的表达了对幸福家庭的渴望，又无声地控诉了身陷支离破碎且不得解决问题的家庭，有了悲凉感。
电影一开场，导演是枝裕和就给我们展现了柴田治带着祥太在商场的偷窃行为，“父子”二人一唱一和地躲避监控器和工作人员，从而顺手牵羊得到物品。这些细小的物品，却是“家族”的生活所需品。
有意思的是，“父子”二人行窃的时候，总会做一个仪式化的动作，似乎是在宣告“我将偷取物品，妖魔鬼怪都走开”，同时也是他们在祈求原谅与宽恕，更是表达出不被发现、不被抓的祈愿，乃至侥幸。这是是枝裕和关于“偷”的表达，也是家庭生活的无奈刻画。
从深层次上看，“小偷家族”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而是从各个带有问题的家庭中“逃”出来的人临时组建的一个类似乌托邦式的家庭。尽管是枝裕和也明确知道，“现在家庭的定义变得多样化，三代人住在一起已经很少见了。”
然而，《小偷家族》表达的就是“少见”的“家族”风貌，这是其对过去和谐、温馨之家的怀念与叹息，更是对当下之家投射了无以言说的忧虑与不满。
在“小偷家族”里，初枝、柴田治、信代、亚纪、祥太和百合都隐藏了“个体”问题，并最终连接成一幅勾勒现实生活家庭问题的百草图。
柴田治、信代这对夫妻，埋藏着家暴、弑杀与贪财等问题；亚纪在心里憎恨亲生父母；祥太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百合的身上潜藏在父母的家暴、离婚等问题；初枝隐瞒着亚纪的父母，并每月从那拿取生活费……
这些由个体呈现出了诸多现实问题，使得《小偷家族》有了社会的厚重感，它不再是所谓的亲情讴歌，而是有了现实的残酷性，因为它剥离开了“家族”成员个体的创伤史——谎言、欺骗、冷酷、弃婴、虐待和犯罪等，并将血缘与情感之间、与家的关系推向了一个高度，企图追问维系家庭和睦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维系亲情的，到底是血缘，还是长久的陪伴？主宰我们道德边境的，到底是法律，还是人情？”
值得一提的是，是枝裕和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虽说表现出了“小偷家族”的种种不堪，却又让人同情。如果借用是枝裕和的著作《我在拍电影时思考的事》中的一句话来解释，再合适不过了——“坏蛋或许是用来让故事或者事件变得更容易理解，但如果不用坏蛋这个角色，是否反而可以让观众把这个电影当成自己的问题，带回日常生活中呢？”
随着“奶奶”初枝的离去与祥太不忍心百合误入小偷的歧途，“家族”的关系发生了转变，没有了温暖的色彩，反而是残酷的灰色。
初枝的去世，没有葬礼，没有人吊唁，没有悲伤，甚至除了“小偷家族”外没有人知道她是否已死。这一切都与柴田治、信代有关，因为他们在乎的是初枝的养老金。
这是亲情的冷酷与卑微。此外，祥太的故意被抓，保护了“妹妹”百合，让每一个人又回归到最初的家。可是，“家”已经支离破碎，让人看不到希望，就像是影片最后一个镜头，百合站在走廊里，想越过封闭的栅栏看到外面的世界，却不管她怎么努力也始终看不到。
影片戛然而止，既是希望的破灭，又是现实家庭问题不得解决的无声表达，令人叹息。
即便如此，“小偷家族”还是有了温情的色彩，给这个家庭注入了天伦之乐、相亲相爱、幸福美满的期许，既是梦幻的，又是超脱于现实世界的。
柴田治与信代从原有的婚姻中逃出，并得到了“儿子”祥太与“女儿”百合的认可，过上了一段令无数人向往的家庭生活；
亚纪从“奶奶”初枝那得到了温情，而初枝也从这个家庭之中获得了来自“儿孙们”的关心与爱。
特别是，初枝坐在海边，慈祥地看着“儿孙们”欢乐的场景由衷地说出“谢谢”，为影片涂抹了一层温情色彩，象征着家的美好时光。
如此看来，《小偷家族》实际上“偷”走的是传统的温馨之家，是脉脉温情，更是浓浓的爱……
文/何小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