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晁错及其它人物

晁错（约公元前200—公元前154年），也曾多次上疏朝廷，他是一个法家人物，主张重农抑商，发展生产，削弱诸侯，抗击匈奴。他的文章不大讲究文采，但思想深刻，说理透辟，很有法家的文风特点。

后来汉景帝很软弱，在政治斗争中，就把晁错杀了。晁错的名篇为《论贵粟疏》。

民贫，则奸邪生。贫生于不足，不足生于不农，不农则不地著，不地著则离乡轻家，民如鸟兽。虽有高城深池，严法重刑，犹不能禁也。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百姓生活贫困了，就会去做邪恶的事。贫困是由于不富足，不富足是由于不务农，不从事农业就不能在一个地方定居下来，不能定居就会离开乡土，轻视家园，像鸟兽一样四处奔散。这样的话，国家即使有高大的城墙，深险的护城河，严厉的法令，残酷的刑罚，还是不能禁止他们。受冻的人对衣服，不要求轻暖；挨饿的人对于食物，不要求香甜可口；饥寒到了身上，就顾不上廉耻了。人之常情是：一天不吃两顿饭就要挨饿，整年不做衣服穿就会受冻。那么，肚子饿了没饭吃，身上冷了无衣穿，即使是慈母也不能留住她的儿子，国君又怎能保有他的百姓呢？贤明的君主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让人民从事农业生产，减轻他们的赋税，大量贮备粮食，以便充实仓库，防备水旱灾荒，因此也就能够拥有人民。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百姓呢，在于君主用什么办法来管理他们，他们追逐利益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不管东南西北。珠玉金银这些东西，饿了不能当饭吃，冷了不能当衣穿；然而人们还是看重它，这是因为君主需要它的缘故。珠玉金银这些物品，轻便小巧，容易收藏，拿在手里，可以周游全国而无饥寒的威胁。这就会使臣子轻易地背弃他的君主，而百姓也随便地离开家乡，盗贼受到了鼓励，犯法逃亡的人有了便于携带的财物。粟米和布帛的原料生在地里，在一定的季节里成长，收获也需要人力，并非短时间内可以成事。几石重的粮食，一般人拿不动它，也不为奸邪的人所贪图；可是这些东西一天得不到就要挨饿受冻。因此，贤明的君主重视五谷而轻视金玉。

……

这段主要讲粮食对于国家的重要性。

还有一些藩国的作家，代表如枚乘和邹阳。

枚乘《谏吴王书》：他把吴王的行为比作“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也。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告诫吴王“必若所欲为，危于累卵，难于上天；变所欲为，易于反掌，安于泰山。”

当时他看到吴王有谋反之心，就劝他不要谋反。

邹阳早年与枚乘同居于吴王刘濞门下，也写过《上书吴王》，劝其勿反。后来被下狱，又写了《狱中上梁孝王书》，陈诉冤屈。文中大量列举古代君臣遇合的事例，劝谏梁王真正信用贤才，“不牵于卑辞之语，不夺乎众多之口”，抒发了正直之士无辜受谤的悲愤。

这类文章明显带有战国纵横家的特点，他们是在诸侯王的国家里。在思想上，还和朝廷一样，维护中央的统一。

藩国之文的另一部代表作是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作的《淮南子》。这本书最终编成是在汉武帝时期，它仍然代表了汉初的文风。

它又名《淮南鸿烈》，包括《原道训》、《谿真训》、《天文训》、《地形训》等21篇，内容涉及天文、地理、政治、哲学、道德、风俗、法制、兵略等很多方面。思想倾向以道家为主。

其文章想象丰富，描写生动，辞采富丽，奇伟多姿。文中大量运用较为整齐的排比、对偶句式，间以韵语，造成滚滚而来的气势和铿锵悦耳的音乐美，同时又带有不少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富于浪漫气息。

09 西汉中期的论说散文

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达到了强盛的顶点，散文创作也空前繁荣。它们继续保持了前期散文充满政治激情，有文采，有气势的特点。在内容和文风方面，这一时期的论说文中又有三种值得注意的倾向。

首先，是出现了一批直接为朝廷歌功颂赞、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作品。其代表作家是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公元前118年）临终前作的一篇赋体《封禅文》，目的就是为了歌颂“大汉之德”，文章写得典雅庄重，辞采缤纷，充满了对汉朝统治者的歌功颂德。

他还有《谏猎疏》、《谕巴蜀檄》和《难蜀父老》三篇文章，前者是由于唐蒙大征巴蜀吏卒以通夜郎、棘人中，引起蜀民不满，皇帝乃派相如赴蜀责唐蒙等，并“谕告蜀民以非上意”，因作此文。

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

……

夫拯民于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继周氏之绝业，天子之急务也。百姓虽劳，又恶可以已哉？

其次是出现了一些感慨士之不遇，抒写牢骚不平的作品。

这一时期朝廷加强了封建专制统治，诸子百家的学说，也受到了限制。这样呢，言论就不能自由了。这样一来，文人的实际地位就下降了。不像战国那个时代自由不受限制，在一个地方不行，可以拍拍屁股就走，去另一个地方谋求高就。

但是，这个时期不行了，它逐渐结束了百家并存和诸侯国养士的局面。汉武帝施行的酷吏政治又使他们动辄得咎。酷吏，执行法律很严的官吏。比如司马迁就因为说了几句话，就触碰了皇威，受到了宫刑。

很多作家感到备受压抑，有志难伸，因而在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愤懑抑郁之情。

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有东方朔（公元前154—公元前93年）的《答客难》。这是一篇赋体杂文，文中假设客人向作者问难，嘲笑他虽有“博闻辩智”，却难与苏秦、张仪的地位相比。然后便宜辩解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岂可同哉！”

东方朔这个人很有志向，身材魁梧，但是呢，他在汉武帝面前做了一个小小的郞官，位置很低，汉武帝只是把他当作宫廷谈笑取乐的这样一个人，换句话说皇帝只是把他当作小丑，取乐调节气氛来使用。

所以，东方朔就感到怀才不遇。

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传曰：‘天下无害，虽有圣人，无所施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曰：时异事异。

所以抚慰他就安宁，折腾他就痛苦。尊崇他可以为将领，贬斥他可以为俘虏。提拔他可在青云之上，抑制他则在深泉之下。任用他可为老虎，不用他则为老鼠。虽然做臣子的想尽忠效力，但又怎知道进退得宜呢？天地之大，士民众多，竭尽全力去游说的人就像车轮的辐条齐聚车轴一样，多得不可胜数，被衣食所困，找不到晋身之阶。即使苏秦.张仪与我并存于当世，也当不上掌故那样的小吏，还敢期望成为侍郎吗？所以说时异事异呀。

想提拔你，你就高位，想压制你，你就低位。这篇文章表达了知识分子，在当时汉朝大一统的局面下，有志难伸，无法施展的那种压抑感。暴露了统治者根据自己的好恶，随意的抑扬人才，造成贤愚不分的现实。

而写法上很奇特，他是采用说反话的形式，让对方讽刺自己，自己出来辩解，说自己没有牢骚，我这种待遇已经不错了。

这篇文章在文学史上有一种开拓的作用。后来，很多作家都这么写过。

东方朔还有一篇《非有先生》，谈何容易？谈是不容易的，然后写统治者不接受意见，刚愎自用。

这一时期，对后世影响更大的另一篇抒愤之作是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文中叙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被俘投降），就因谈了自己的想法，为李陵说了几句话，而受宫刑的过程，抒发了忠而见疑，无故受刑的悲愤，暴露了汉武帝专横残忍及当时的酷吏政治，最后又表达了自己发愤著书，创作《史记》的决心。

此文，直抒胸臆，长歌当哭，同时，体现了作者顽强不挠的坚强意志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给人以崇高的审美感觉。

另外，随着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家思想，也出现了一种典雅醇厚，坐而论道的儒者之文。代表作家就是董仲舒（公元前179—公元前104年），他的主要作品是天人三策。

董仲舒是用春秋公羊学派的观点来回答汉武帝。他提倡统一思想，提倡独尊儒术，也暴露当时的社会弊端，提倡改革。这种文章也是适应了当时的朝廷的需要而产生的，但是他又保留了作者那种独立的意志，他要对皇帝进行劝告和批判，这些作品的风格和西汉之前的文章截然不同，而是侃侃而谈，反复陈述。

特别是大量的引经据典。其中大量的讲天人感应，来用阴阳五行分析自然和社会，这是当时流行的一些观点。

比如用灾异来比拟社会人事，就是天的自然灾害和异常现象，当时以董仲舒代表的儒家认为，天和人能互相感应，天能够降下灾异或祥瑞，来干预现实的政治，说现实当中，统治者如何治理天下治理得好，他有功劳，天就降下祥瑞，什么地方出现黄龙，什么地方麦苗长出五棵麦穗，这是对统治者的表扬。

统治者如果干得不好，就会有异常现象出现，来警告他，彗星日食，再干的不好，就会出现灾害来惩罚他，地震山崩水旱的灾害。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迷信的，可是呢，出发点是为了干预现实政治，是打着上天的旗号，用上天的威严，来吓唬现实中的统治者，告诉他们要励精图治，不要放纵自己。

《对策》一文中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我谨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关系，情况是很可怕的呀！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坏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异的事来警告和恐吓它；还不知道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由此可以看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人君消弥祸乱。如果不是非常无道的世代，天总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他，事情在于君主发奋努力罢了。发奋努力钻研学问，就会见闻广博使才智更加聪明；奋发努力行道，德行就会曰见崇高，而且越发成功，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并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诗经》上说：“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尚书》中说：“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奋勉努力的意思。

作者的出发点是对统治者进行劝谏，但是这种劝谏是温和婉转的，因为打着上天的权威，用上天的权威来吓唬人，这种写法从董仲舒开始，以后就慢慢的成了汉代散文的主流。这是西汉早期散文创作的倾向。

西汉中期散文创作的局面一直延续到昭帝和宣帝时期。桓宽的《盐铁论》是宣帝时期一部重要作品，书中用“两刃相割”、“二论相订”的方式，比较客观的记录了丞相、御史大夫之徒和贤良文学互相诘难。

也就是说，儒家就批评当时政治上的弊端，反映老百姓的疾苦，而丞相，御史大夫那一边就辩解，双方的辩论就非常的激烈，而且语言非常精彩，文中大量的运用比喻。

10 西汉后期的论说散文

西汉后期，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政治日趋腐败黑暗，社会矛盾开始尖锐，外戚专权。由董仲舒开始的雍容典重，带有浓厚的经学和神学气的文风在此大为盛行。

刘向（公元前79—公元前8年）是这种文风的典型代表。刘向写过很多奏书，对皇帝加以劝谏，写的都是深沉淳厚，有一种匡救时弊的热情，但是其中也讲阴阳灾异，他是借着向灾异抨击时弊，也引经据典，目的是向统治者敲警钟。

刘向之子刘歆在今文经学盛行之际大力提倡古文经学，遭到今文博士的反对。他作了《移书让太常博士》一文，猛烈抨击今文博士的腐朽和自私。文章写得泼辣犀利，义辩辞刚，带有一般若凌厉之气。

当然，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在争论，今学和古学有什么高下之分。因为立场不同，这也很难分出高下的。

西汉后期的另一个重要作家是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他为文善于模仿，曾仿《周易》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都写的典雅古奥。他还模仿东方朔《答客难》作《解嘲》。

扬雄是名家为主，但是又有道家的特点。这个人志向很高，品行不错，学术有成就，不贪图名誉富贵，他对自己要求很高。

文中用主客问答的方式概述了汉代大一统条件下，天下之士“当途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者为卿相，夕失势者为匹夫”的境遇。这实际上是暴露了当时政治的黒暗。

11 东汉前期的论说散文

这个时期的经学有了一下新的特点，首先是统治者自己提倡，要求儒家学习经典和拥君保皇结合起来，鼓励知识分子写歌功颂德的文章。

汉章帝就曾在班固面前批评司马迁作《史记》“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谊世也”；称赞司马相如于病中“述颂功德”，作《封禅文》，则堪称“忠臣”，“贤迁远矣”。

这其实，就是鼓励文人，文过饰非，拍政权的马屁，高唱赞歌。在这种文风的影响下，可想而之，马屁语言当然是大行其道了。在这种环境下，真正流行的是所谓的谶纬，迷信和杂书。

这个时期的斗士有所成就的可以说只有王充。

他的论说文《论衡》以“显实诚”，“疾虚妄”的战斗精神，批判了当时的神学迷信，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见解。其文章平易畅达，旁征博引，反复辩说，敢于分析百端，独抒己见，甚至“有所发啠，不避上圣”。

他批判那些虚妄不实的言论，批评当时的谶纬。文风自由灵活，酣畅淋漓。

12 东汉后期的论说散文

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政治腐败黒暗。广大文人中蓄积了越来越多的忧虑和不满。像班固那种歌功颂德之作再也写不下去了，揭露和抨击时弊的作品多了起来，这一时期出现了几部比较有名的政论文专著。

这时还有一些单篇的奏疏、书信和论文等，也都不同程度的触及了时弊，批评了当权的外戚、宦官。不少作品一反东汉前期那种雍容舒缓的文风，敢于直言谒论，还有骏发激切的特点。

如李庸等人在党锢之祸中下狱，陈蕃作《理李膺等疏》，上疏营救，其中说：“臣闻贤明之君，委心辅佐；亡国之主，讳闻直辞。故汤武虽圣，而兴于伊、吕；桀纣迷惑，亡在失人”。

这样的行为和秦始皇焚书坑儒有什么两样？

这一时期，士大夫激扬生气，砒硕名节，相互品评题核；还有些人以名士自居，蔑视权贵，敝履功名，愤世嫉俗。

这种风气也对散文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如朱穆有一篇《与刘伯宗绝交书》。

昔我为丰令，足下不遭母忧乎？亲解缞绖，来入丰寺（汉代称县衙为县寺）。及我为侍书御史，足下亲来入台。足下今为二千石，我下为郎，乃反因计吏以谒相与。足下岂丞尉之徒，我岂足下部民，欲以此谒为荣宠乎？咄！刘伯宗于仁义道，何其薄哉！”诗曰：“北山有鸱，不絜其翼。飞不正向，寝不定息。饥则木揽，饱则泥伏。饕餮贪污，臭腐是食。填肠满嗉，嗜欲无极。长鸣呼凤，谓凤无德。凤之所趣，与子异域。永从此诀，各自努力！

东汉时期的散文中已经出了重视骈偶和辞藻的倾向，到了此期，这种倾向则更为突出。不少作品带有较多的对偶句，辞藻华美，音韵铿锵，初步具备了骈体文的特征，如仲长统的《乐志论》。

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舟车足以代步涉之难，使令足以息四体之役，养亲有兼珍之膳，妻孥无苦身之劳，良朋萃止，则陈酒肴以娱之，嘉时吉日，则烹羔豚以奉之，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与达者数子，论道讲书，俯仰二仪，错综人物，弹南风之雅操，发清商之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