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游记是本什么样的书？
有人会说这是四大名著中最荒诞不经的玩笑之作，无甚深意。也算一种观点。同一部书有人见心，有人见意，如同白骨精，有人看到美貌女子，有人看到一堆枯骨一样。谁是谁非，未必。
听听作者怎么说吧。吴承恩曾写过一本志怪小说《禹鼎志》。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说，他的志怪小说、神话小说，写的虽是神仙鬼怪，其实着意的还是在于“人间”，为的是寄托他的政治理想，鞭笞邪恶势力，使读者“悚然易虑”，并非无为而作，或搜奇猎异以资谈笑。 托尔斯泰说过：“辨别艺术的真伪更加困难，原因是虚假作品的外表价值不但不比真正的作品低，而且往往比真正的作品高。”不觉想用《红楼梦》类比：林黛玉之风流婉转可使薛蟠之流酥倒，而宝钗这利禄女子中一等一的品相却未必入得贾宝玉的法眼。至美者，兼美也。
《西游记》的成功之处之一，在于它成功取悦了各阶层的读者的叙事艺术。市井小儿悦其风趣易读，思考者悦其鞭辟巧妙。然而，作品如同作家的孩子。结合作品内容的讽刺性和当时的时代背景，这样倾向的作品，怎样生存下去呢？ 苏轼《洗儿戏作》“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源氏物语》桐壶帝将最爱儿子光源氏降为臣籍。这都是明智父母对孩子的“智爱”。让大多人都以此为游戏之作，沉迷于其插科打诨的趣味之中，恰恰是这本书的高妙之处。
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 这就是《西游记》的成功之处。
若论《西游记》之局限，主要有以下几点。
1、对暴力的书写和推崇
把百花羞公主与黄袍怪所生的两个儿子“往地上一掼”掼成肉饼；“那一窝狡兔、妖狐、香獐、角鹿，一顿钉钯铁棒尽情打死” 类似如此的不甚枚举。 古代文论中孔子认为，《武》尽美而不尽善，就是因为《武》宣扬的暴力美学，并不兼具“美与善”。对暴力的书写当然也是需要的，但应该慎重，要引起人的怜悯和愤怒，要起到使人敬而远之的效果，而并非是一种在“惩恶扬善”“斩尽杀绝”大旗下的暴力快感和“滥杀”观念。
值得一提的还有“围剿牛魔王事件”悟空一方中对牛魔王的无情剿杀。兔死狐悲，现在的牛魔王，难道不是过去的孙悟空吗？对牛的剿杀可看作对过去自我的摒弃，当然也是那个自由自在悟空的葬礼！按照弗洛伊德的“认同”理论，这又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者”为虎作伥之例。
2、狭隘的贞节观
“殷小姐毕竟从容自尽”。（原文，殷小姐为唐僧之母，曾被贼人所占）把一个贤妻慈母被封建贞洁观吞噬的过程，以赞扬的态度冠以“从容”二字。女性鲜活的生命，只为换得一个虚名么？我们要注意，西游故事始于唐代，唐代有如此狭隘的贞节观的吗？我想这要从《西游记》成书说起。《西游记》成书是个漫长的过程（唐至明代），在成书过程中：一是有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二是封建文人正统观念的灌输。 这说明了什么？
我为殷小姐而惋惜。我认为殷小姐是位与作者有相似之处的智慧女性，即“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的深谋远虑。她被贼人所迫的情况是身怀六甲 ，如果从了贼人， 小儿就得以活命，有机会复仇；若坚决不从，殉节，结局则是丈夫绝后，无法复仇。殷小姐的从长计议报得大仇，本来是一个突显女性智慧，并无意中解构了“贞节观”合理性的情节，但是作者却以赞赏的姿态，在殷小姐丈夫复活、一家团聚之后，赐予她这样一个“从容自尽”的死，让其成为“完美的贞节烈妇”。 这反映了被封建礼教渗透到创作者们骨子里的“集体无意识”。它无意中，揭示了一个充满讽刺的社会现实：“推崇愚者，绞杀智者”的闹剧。殷小姐，是封建礼教借作者之手对其进行的屠戮。
还有，那个时代被“绞杀”的人，仅限于女子吗？ 当然不。唇亡齿寒、兔死狐悲，被绞杀的女性只是封建社会被吃人群中的一部分，像吴承恩、蒲松龄这样被科举制度绞杀的男性，亦是在那个社会中被绞杀被吃掉的对象。如周作人《奴才礼赞》说：“中国似乎当得起是最富于奴才的国”。封建制度统治下的国家，除了少数几个站着的主子外，有几个不是跪着的奴才呢？
3、悟空头上的“金箍咒”
孙悟空是个喜剧还是悲剧呢？先说喜剧方面：1、脱离罪籍，取得真经。 2、修得正果，获得编制 （斗战胜佛）。其喜有二。而在我看来，其悲有三：
1) 明珠暗投，情义累身。
原著中的唐僧 “耳根子软”，易受挑唆，贤愚不分。看看唐僧第二次赶走悟空时对被打死强盗的祷祝：“他姓孙，我姓陈，各居异姓。冤有头，债有主，切莫告我取经僧人”。而孙悟空被赶走时的反应时这样的：“即变了三个行者，连本身四个，四面围住师父下拜”“又想起唐僧，止不住腮边泪坠，停云住步，良久方去”。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且明珠暗投，永远是英雄的悲歌。
古代有部《西游记补》，内容为孙悟空为鲭鱼精（情）所迷。或许，外表强硬的孙悟空，是取经队伍中最重情的一个。网上流行一种说法，真假美猴王中那个所谓真悟空其实被打死了（因为真假一回之后，悟空性情由反叛异常往乖顺方面转变）。 当然，这只是一种观点。但也反映了一个倾向：乖顺化了的孙悟空，才是佛祖一方心目中最理想的取经者。真悟空的情义，或许只是多余。
2) 、好胜好强，自套自身。
悟空受封后要求唐僧松下紧箍咒：“此时我已成佛，与你一般，莫成还戴金箍儿，你还念甚么紧箍儿咒掯勒我？趁早儿念个松箍儿咒，脱下来，打得粉碎，切莫叫那甚么菩萨再去捉弄他人。唐僧道：“当时只为你难管，故以此法制之。今已成佛，自然去矣。”
然而，紧箍咒真的去了吗？
古代梅子和有部《后西游记》，。二十九回有个造化小儿，用各种圈子：“酒、色、财、气、贪、嗔、痴、爱”诸圈套悟空不着，然而却用最后一个圈套着了他。老君一语道破：“如今这个圈儿我仔细看来，却是个好胜圈儿。” 而在吴承恩版的《西游记》里，悟空亦是争强好胜喜奉承（爱听小妖怪叫他“大圣爷爷”），“智激美猴王”，猪八戒就是利用了他的好胜心，把他“激”了回来。有所偏爱，必为人之所乘。
紧箍咒是怎样向“金”箍咒的转变的呢？这完全是行者自己套牢了自己 。好胜心，往往衍生好大喜功之心。 重情义，好胜加上好大喜功之心，促使悟空终于自圈自套，甘于服从昏庸师父的带领。 而斗战胜佛的荣光，是完成这个华丽但沉重的“金箍咒”的最后一笔。
3) 、理想覆灭，名存实亡
有句话说的好，人生每一件礼物，都标好了价码。 那悟空的无上荣光，以什么做了代价呢？
个人认为孙悟空最大的悲剧是自由精神的磨灭。所谓的“心猿归正”是孙悟空进入体制，丧失自由的结果。悟空是个性解放理想的化身，一个被驯化了的悟空，这个形象的艺术生命力就已经枯萎。
看到过一个评论：“取经之于取经人而言，是一个由仙界——凡间——回归仙界的历程。取经队伍的一师三徒一马，本系神佛之界的人物，兹因误犯禁令而被贬落人间。取经对他们而言，便是一种“将功折罪”、“改邪归正”的灵魂自救行为。”
看似很有道理。但评论本身还有一句“玄奘原是佛界的金禅子，“只为无心听佛讲”而被打入尘凡；孙悟空则因大闹天宫而被压五行山下；猪八戒原为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而遭贬；沙僧原本天上的卷帘大将，因“失手打破玉玻璃”而被贬流沙河；白龙马原是西海龙王敖闰之子，因烧了殿上明珠险些遭杀。”除了孙悟空和猪八戒外，其他人犯的错误，又有多大？这个惩罚方，真的公平公正吗？我看到的是作者对这些苦难面前持有逆来顺受的态度，我想他没有思考过更没有质疑过这些苦难的合理性。
当然，吃苦耐劳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天庭和佛祖真的神圣、公正吗？如果他们（取经团体）所谓的“罪行”本就是残酷专制下的冤屈产物，那赎罪的意义又何在呢？德国的新教运动，教皇兜售的赎罪券也是这样的哄骗理论，但西方人不买账，掀起了新教运动，而中国人呢？ 孙悟空的反抗不彻底性根源在哪里呢？结合时代背景分析。 打个比方，从小被教育做猫的人，就算想做虎的心，也没见过真正的虎是什么样子的，无法突破猫的框架，最多弄成个四不像！这也是作品和作者不可避免的时代局限。
追本溯源，封建专制制度过早建立的中国古代，根本上缺乏欧洲那样民主精神蓬勃发展的沃土（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公民大会，自由辩论精神）。 高压政策和专门为统治阶级制定的思想（汉代以后的儒家思想、程朱理学）共同促成了个人的潜意识和集体的无意识（即骨子里）的奴化服从思想。按照弗洛伊德的“认同”理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高明之处在从潜意识层面控制人的思想（紧箍咒从显性到隐性的转变），让人们习惯、服从于这种迫害甚至产生敬服崇拜心理（可见弗洛伊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沙皇‘认同’”的分析），甚至为虎作伥，成为一个自觉的卫道士，迫害本同是被压迫者（牛魔王）的其他人！这，才是封建专制制度真正的“吃人”本质！
从叙事学的深层结构上分析，悟空的命运显示了一种反抗注定失败的宿命论。塑造了一个英雄，却仍没有从思想上冲破体制的牢笼，这是时代给予这部书最悲哀的局限！
二、“知人论世”看作者
吴承恩，少有天才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他在《二郎搜山图歌》一诗，提出了“民灾”的形成，社会现实的丑恶，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用人不善，让“五鬼”“四凶”那样的坏人当道的观点。这样的思想，折射到作品中，会是什么样？
前面说了，吴承恩是个很有才智的作者，他一直在骂在讽刺而鲜有痕迹，但据我分析，他有才智而无全智，有着鲜明的个人局限。
1、从个人方面，自陷入文人常见“怀才不遇圈”和君主昏庸论的“成见”。
关于怀才不遇，殊不知，有智不被用又怎样？太正常了！伍子胥，识破越国美人计，反被逼自尽 ；惜春“勘破三春景不长”又怎样？还不是尽青春于青灯古佛旁？ 前面说了，有智不得用，在这个少数人执掌多数人生死大权的君主专制的时代，不仅正常，有时能保住性命就很不错了（如杨修）。类比红楼，精明如凤姐，谋略如宝钗，都免不了被封建社会吞噬的命运。宏观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有诸多不合理之处，有识之士又怎能寄希望于荒谬呢？他人怨而汝亦怨，可谓随波逐流，这样的思维方式，又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理性分析，我不认为从小就受到国内第一流人才教育（帝师）的古代的君王真都那么没脑子， 亦未必不能考取就是因为官场黑暗、不公平。相反，许多原因非常复杂。吴承恩这种的单纯的思考方式，或许也是他不被录用的原因之一。 小说中反映的各种黑暗，只能作为当时社会的一个“折射面”姑且看看，有一定“民俗学”的价值，但还是要以客观的史实为据。
2、“终身为奴”
吴承恩一生屡试不第，只担任过长兴县丞两年。
这至少说明两点：1、他从未进入朝廷核心官场。2、屡试说明了他对进入编制是有渴慕之心的。求而不得往往生恨。如果说饱受皇恩的那批人的“台阁体”歌舞升平现实意义不大，难道不得志之人（还从未真正接触核心官场）反映的现实就特别客观吗？这两方，是不是过分美化和过分丑化的极端呢？
对不幸者的同情太容易误导读者。
“作家主观上想·······维护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客观上倒是张扬了人的自我价值和对于人性美的追求。”——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 西游记讲了一群被开除出编制的人们努力回到编制的故事，连代表自由精神的孙悟空也不例外。说明作者并不一定是惧于统治者严酷迫害才这么写，从或许潜意识中，也是认同压迫、向往编制的。我在对《西游记》和作者的深入了解中，发现了作者表面宣扬自由主义精神，然而实质在渴慕着被编制所接纳的倾向。
这群以吴承恩为代表的被“惟有读书高”这群体无意识所渗透、又屡试不第的人们，虽然从未戴上这黄金的枷锁，然而枷锁已经悄然枷在了心中。 或许，自始至尾，悟空就没有翻出过如来的“手掌心”，然而作者，又何曾逃出去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