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出生以后，从几岁起就能形成系统完整的记忆？我没依据做出准确的回答。
从我自身体会来看，应该是从五六岁开始，对自身感兴趣的一些人和事，就有了记忆而且会留下忘不了的痕迹。
我记得上世纪的六十年代，特别是一九六六年前后的几年间，那时我只有五六岁。
那个时候我住在柳林街道的姥姥家，和姥姥姥爷一起生活。所以对那个时期柳林的一些社会状态，至今有着抹不掉的印象。当然不是对所有事情都记得十分准确，毕竟时隔快一个甲子了，但现在回忆起来对当时一些人和事还历历在目，仿佛事情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那时柳林镇的老百姓对党和政府，特别是对伟大的领䄂毛主席有一种发自肺腑的尊重和敬仰。国家刚刚渡过三年自然灾害，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粮食和日用消费品十分短缺，老百姓的日子过的还很清贫。
国家的法律法规也不健全，大多数老百姓处在文盲半文盲状态，宣传手段也非常简单。人们要了解中央的精神和国内外发生的事，只有通过广播和报纸这两个途径获得。报纸的发行量很小，整个柳林镇订报的单位也没有几家，读报看报只有少数机关厂矿的领导才有条件。因当时印刷和投递条件所限，报纸只能看到两天前的旧报，根本收不到当日的报纸。
老百姓想要听到中央的声音，只能听安装在公共场所的高音喇叭和家家户户墙上挂着的圆纸片形状的有线广播。
广播的时间都是固定的，一般是早中晚三次，每次约二小时。特别是凌晨的五点五十五分，多数人还在睡梦中，一曲巜东方红太阳升》的开播曲就会准时响起，曲后会有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柳林人民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啦”。然后就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内容，当时播的社论和评论性的文章多一些，鲜有其他新闻。也还播一些样板戏，山东快书等文艺类节目，还有一些当地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事迹和农业生产的小知识等。
回想起来，觉着那个时期人们的觉悟很高，感到社会秩序井然，人民积极向上，邻里团结友爱，很少有打架斗殴现象，更鲜听到杀人放火的事件发生，有一种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风气。
记得那时候走村串户讨饭的人比现在多，姥姥家的院子有八九户人家，也经常来要饭的人。他们柱着拐杖，穿的破衣褴衫，走路摇摇晃晃，身体虚弱的连站都站不稳。但也只是端着个破碗，站在院子里默不作声。主家愿意施舍就吃一点，如果不愿意给，他们站一会也就自觉的悄然离开，虽挨门延街走动，但并不讨人嫌。
市面上卖的商品虽然很少，但只有价格上的差异，没有人故意制假售假，以次充好，也没有欺行霸市，故意坑害百姓。
学雷锋做好事，蔚然成风，深入人心。人们有一种爱国家爱集体，遵纪守法，助人为乐的自觉习惯。
姥姥家住在柳林街道的中段，属于当时离石县柳林镇东街居委会管辖。东街居委会设在上街道高海元家的旁边，也就在姥姥家院门的斜对面。两间一大一小座北向南的房子，房门离街面的地平有一米多高，进屋需要上几步台阶。安装门窗的房墙很厚，显的门大窗小，比例不很协调。涂白的砖墻，已经被风雨冲刷的颜色似白非白。门的右侧挂着一块只有二尺长的木牌，上边用毛笔写着柳林镇东街居民委员会几个不怎么好看的黑色小字。
走进室内，稍大一些的外屋，没有任何陈设，只摆放着七零八落的十几条板凳，还竖着几根用来支撑房梁的木柱子。房的后墙还留着一个可以通到后院的小门，东边的里屋比外屋面积小一些，里外房间用一个小门连通。里屋内，靠窗有一盘土炕，挨着炕有一个用砖砌成的的火灶，灶边还有一个堆存煤的场地，柳林本地口语叫炭场场。
姥姥是东街居委第一组，还是第十一组的组长，我记不清了。姥姥带着我无数次来这里参加活动，所以这个居委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居委会主任叫杨生补，约有四五十岁。生的浓眉大眼，粗脖子、大圆脸，体型肥胖，身材高大。经常把两只大手交叉套在自己的衣袖内，喜欢不停的室内来回踱步走动。说话的声音大底气很足，在东街居民中满有威信，站在那也显得很有气场。
柳林东街居委会是我接触最早的，带有社会管理职能的政权机构。杨生补也是我最早见到最大的官。
杨生补早年应该是个领戏班子的，要不柳林人怎么会对他的人生经历，用童谣的方式来描述呢？“赤脚片子穿暖鞋，跟上戏子发了财”而且还是大人小孩的口头禅。
不要看居委会小，管理人员看见也只有杨生补一个人，不知道杨是不是国家正式干部？但居委会的社会动员能力，对辖区内人和事的管理能力却很强。只要提出号召，不管是家庭主妇，还是小手工业者，不管是小摊小贩，还是社会闲杂人员都会应声而动，积极响应！
比如柳林建青龙大桥，军渡黄河大桥，铺离石至柳林的油路，需要大量的石子。居委会把任务分配到户以后，家家户户就在自家的院子里，用小铁锤叮叮当当的义务捣开了石子，还争先恐后的完成任务，自觉的为架桥修路义务出力。
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也为改善市民副食品供应短缺问题。居委会号召居民自力更生，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各居民小组就自发的养猪，养鸡。记得，姥姥是居民小组的小组长，在我们的院子里养了一头小猪，本组的居民会自觉地把自家的泔水送过来喂猪，猪养大后统一交给食品公司，然后再经过计划分配供应柳林市民。
各个居民小组的成员还隔三差五，定期定时的集中在姥姥家的院子里，坐在大槐树下集中学习。来时都自带着小板凳，一遍又一遍的读毛主席的巜老三篇》，人们读的还非常认真，不认识的字相互帮助指导，大家兴高采烈其乐融融。
居委会也是定时开会，特别是几次批判会，对我留下深刻印象。几十个人不规则的随意坐在居委会大屋里的板凳上。他们有低头不语的，有交头接耳的，有唉声叹气，也有嘴上抽着烟，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墙壁发呆发愣似的看着。会由杨生补主任主持，开会的主要内容，几个被特殊管理的对象（地富反坏右分子）给群众代表汇报思想，汇报以后，与会的群众代表，一个一个的发言，提一些批评的意见。大家的表情严肃认真，发言都积极踊跃畅所欲言。虽然有开批判会的意思，但言词并不刻薄辛辣，也不让受批者面色难堪。有几次，上边还发给居民一些刑事犯罪分子所犯罪行的调查资料，让居民根据自己的判断给犯罪分子量刑。真可谓是民主的没边了！这些场景都是我幼年时经常看到的，有时还一边玩一边在捣乱中间接参与。这些事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在当时经常会有，所以我对柳林东街居民委员会有着深刻的记忆。
文革初期红卫兵开始大串连，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途经柳林时。按居委会的安排，姥姥家还接待过几批次外省来的红卫兵，最多一批有六七个人，还都是女孩子，年龄也就十七八岁。她们在姥姥家借宿一夜，次日天亮就走了。她们中的一些人在第二天早上离开时，还给我们留下许多传单和纪念品。
当时的社会，虽然物质上不富裕，人们对物质的要求低，欲望少。生活过的虽然简单，但感觉幸福指数比较高。人与人心心相印，和睦相处，相互之间没有攀比，没有猜忌，也没有压力。
行政管理成本也很低，公职人员很少。没有工商税务，城管质检，就连公安干警也少的能让他们所负责的区域，不少居民能记住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依然是社会秩序井然，各种矛盾纠纷很少。
虽然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与上世纪六十年代有很大的不同，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有了实质性的变化，社会的主要矛盾和人们的现实需求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但我们还是应该借鉴过去一些有益的东西，不断完善和提升我们对社区的服务水平。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