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有人说他是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有人说他是“民族魂”，还有人说他是“土老帽”，而鲁迅把自己比作“孺子牛”……陈独秀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最近读了“非著名青年学者”张守涛先生的《我的沉默震耳欲聋》，书中比较详细地讲述了鲁迅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梁实秋、林语堂以及胡适等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结合当时的特殊时代，我试着对鲁迅先生做一个简单的评价。

  首先来说，鲁迅是个纯粹的人。

    1913年，辛亥革命失败了。但革命对旧制度的冲击所诱发的种种社会问题并未随着革命的夭折而终结，相反，随着政治的逆转而空前恶化，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兵匪肆虐，民不聊生，棼乱秽浊，社会在变态中畸形。“社会危机是社会内部各种矛盾激化而呈现出的一种恶性状态，它以最为严酷的方式把社会的种种积弊、病根和矛盾展示在人们的眼前，因此，它又往往成为社会转机的起点。”（节录自陈旭麓先生《️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1923年，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说：“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而产生，其代表人物有陈独秀、鲁迅、李大钊等。

    1906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在学校幻灯片里看到一个中国人因给俄军当侦探而要被日本人砍头，但周围的中国同胞却津津乐道。国人的麻木让鲁迅深为震撼，他意识到国人思想的觉醒比肉体的健康更重要，这成为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立志改造国人思想的契机。留学归来之后，鲁迅先是参加了“光复会”，后来又在浙江、绍兴任教、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兼第一科科长，算是经历了几年的徘徊期。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标志着鲁迅的真正觉醒和正式出道，彻底走向“文艺救国”的道路。从此以后，鲁迅的后半生都以笔代刀，投入在批判旧礼教、旧文化、旧思想的斗争中。对看不惯的事，如女师大学潮、“三一八惨案”等，鲁迅一定会勇敢地站出来支持进步学生，或者为受害者申冤，大力批判、指责当事人或者当政者；对待与自己立场、思想不同的人，不管是学生、同盟军，甚至是好友，鲁迅概不妥协，誓与他们论战到底。正是这些论战，成就了鲁迅的许多文章和地位。他一生创作小说、杂文等近700篇，总计200多万字；翻译了15国77名作家的225部（篇）作品，共计300余万字。鲁迅愤世嫉俗，刚正不阿，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刀笔吏”，是个真正的“铁血战士”。毛泽东就评价鲁迅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的民族英雄。”

      鲁迅是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叛逆者。鲁迅13岁时，他的祖父因科举考试作弊案身陷囹圄，家道因此中落。“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一事件，对鲁迅的生活并没有多大影响，但却对他的心灵上造成了很大的创伤。在家庭败落过程中，鲁迅看透了上流社会人物的虚伪和堕落，对封建社会科举制度的吃人罪恶也有了切身感受。鲁迅任教育部第一科科长，官职并不小，社会地位也相当高。但作为落魄的贵族，鲁迅却对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充满同情和悲悯，所以他最终还是以笔代刀，走向了批判封建旧文化、旧思想的道路。当然，鲁迅的思想与他所受教育也不无关系，他深受尼采学说、魏晋文章以及进化论、阶级论等的影响。一个真正有思想的人，往往特立独行，卓而不群，不求名利，鲁迅正是如此。鲁迅成名后，好友刘半农曾向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建议，提名他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却被鲁迅毫不犹豫地拒绝。他一怕“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二怕要真获了奖，会影响创作而停止战斗。

    这就是鲁迅——一个勇敢、正直、而又纯粹的人。

    其次，不可否认，鲁迅的性格有很大的缺陷。

      鲁迅当然也是凡人，他也有兴趣爱好，比如鲁迅喜欢收集裸体绘画，他收集过很多日本和欧美的裸体绘画，卧室墙上公然挂过一幅西洋女裸体版画。他也爱财、爱名、爱生命；他也抽烟喝酒，懂得生活和休闲，渴望爱情，对孩子有无限柔情。

      鲁迅的朋友也很多，他和郁达夫、曹聚仁、台静农、萧军、萧红等人的“忘年之交”，与内山完造、史沫特莱等人的“跨国友谊”，与瞿秋白、冯雪峰、胡风等人的“同志之谊”，与许寿裳的“兄弟情”等，为世人所熟知。但众所周知，鲁迅一生的论敌也数不胜数，虽然他们大多都是为公仇而战，但发展到最后都或多或少开始人生攻击。一个人，如果常常和他身边的朋友产生矛盾，那说明他自身性格一定是有缺陷的，至少是个另类。一个人性格的形成与儿时的经历往往有密切关系。鲁迅少年时期，家道突然衰落，小小年纪便尝尽人间冷暖，看透世态炎凉，这种幼时心灵遭受创伤的经历，很容易使一个人变得敏感而多疑、悲观而激烈，极其讨厌虚伪的人和事。这也许是鲁迅一生论敌无数的主要原因。他一生和林纾、章士钊、顾颉刚、梁实秋、高长虹、胡适等诸多文人都有过节，也和二弟周作人失和，足见其“与众不同”。

    【章士钊】章士钊不仅是鲁迅的上司，还是他的师叔。和章的对战是鲁迅的第一场笔仗，因鲁迅参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潮，加之其它一些原因，身为教育部长的章要罢鲁迅的官。鲁迅被逼出手，他一边状告章士钊，一边写文章攻击章，称章是“凶兽样的羊，羊样的凶兽”，终于使章成了“落水狗”。鲁迅最后是既赢了官司，又赢了笔仗。鲁迅去世后，章士钊写了两首词《贺新郎·记鲁迅旧事》，回忆和鲁迅的恩怨，希望在地下能与鲁迅“笑相迎”，并表达了遗憾之情。但对论敌“一个都不宽容”的鲁迅能否能原谅章士钊呢？不得而知。

      在女师大闹学潮期间，鲁迅站在他的“广平仁兄”及进步学生一边，和女师大校长杨荫榆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杨荫榆是杨绛的姑妈，她性格古板而刚烈，做事一意孤行。杨禁止学生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她的封建家长作风遭到学生们的强烈反对，并引发学潮。鲁迅为此写了一系列的文章批判杨荫榆，杨被鲁迅及其它批判者定性为“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奴化教育的代表人物”，甚至被斥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也确实够惨的。1937年，杨因收留保护女学生被日军迫害致死。杨不屈服日寇淫威，壮烈牺牲，其精神之伟大还是令人敬佩的！

    【钱玄同】鲁迅和钱玄同是即是同门，又是《新青年》的同事，可谓同一战壕的战友，关系密切深厚，可最终还是疏远到“默不与谈”的地步。起因是鲁迅极其讨厌顾颉刚，而钱玄同却支持顾颉刚《古史辩》的观点。敌人的敌人也是敌人，鲁迅便与钱越走越远。以至于鲁迅在北京偶遇钱时竟“默不与谈”；而钱则公然宣布“不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可见两人关系恶化程度。

    事实上，钱玄同与鲁迅的失和，本质上是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鲁迅是“战士”，一直忧患于时事；而钱玄同本质上则是学者，最终退隐于书斋。这无关于人品，鲁迅性格如此。钱在鲁迅去世后写文章就说鲁迅有三个缺点：多疑、轻信、迁怒。而钱也算得上“品行高洁，学识湛深”。

    【刘半农】鲁迅与刘半农的关系，很像鲁迅和钱玄同的关系。他们都是“新青年”的战友、老朋友。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说：“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而刘半农也曾评价鲁迅“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他们闹别扭也都是因为一些不值一提的小事，比如说鲁迅给刘的《何典》写序，鲁迅直言不讳，热得刘不高兴等。再加之一些误会，两人便渐行渐远。1932年11月，刘半农到北平探望母亲时本来打算去看鲁迅，后被别人劝阻了。鲁迅得知后还是很感动，他说“这使我很惭愧，因为我到北平后，实在未曾有过访问半农的心思”。很是可惜，如果刘再坚持一下，也许会成就一段他们复归于好的佳话。

    【林语堂】林语堂一度和鲁迅关系非常亲密，却最终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1923年，林语堂留学归来任北大教授。其时，新文化运动阵营已经开始分裂，北大文科教授亦分成两派，一派是以胡适为领袖，另一派是以周氏兄弟为首。而天性豪放洒脱的林却没有加入恩人胡适（胡适一直资助林语堂留学）的团队，而是加入了鲁迅的《语丝》阵营，成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北师大学潮中，林语堂也坚定地支持鲁迅；张作霖进京后，鲁迅被迫离京，应林语堂之邀前往厦门大学。不久后，又双双离开厦门，鲁迅后来定居上海，直至去世。鲁迅和林语堂的第一次不愉快发生在上海南云楼。当时，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鲁迅、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川岛等文华名流吃饭时，席中因谈及鲁迅的学生张友松，由于林语堂心直口快，和鲁迅发生误会，吵了起来，闹得还比较凶，从此有了隔阂，但依然在交往。

    鲁迅和林语堂最大的分歧是因为他们文学立场和风格的差异。1932年，蔡元培、宋庆龄等领衔成立了民权保障同盟会，林玉堂任宣传主任，鲁迅则任执行委员，一起为公益、人道奔走。但不久后，同盟会因国民党的打压便名存实亡，鲁迅和林玉堂的交往也逐渐变少。开朗、通达的林玉堂开始自主创业，并转变态度，创办了《人世间》、《宇宙风》等，大力弘扬“幽默文学”和“闲适小品”，被人称为“幽默大师”。但这遭到了作为“铁血战士”的鲁迅的强烈反感，认为这是为血腥的现实涂脂抹粉。并由此产生了更大的误会，二人终于是越走越远，以至于有一次婚宴，鲁迅见到林语堂夫妇在座，竟然转身离去。

      鲁迅逝世后，林语堂在《悼鲁迅 》一文中，概括了他们的关系：“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林语堂还分析了鲁迅的死因：“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从朋友到论敌，由亲密到疏离，林语堂和鲁迅分道扬镳终究还是思想立场不同所致。鲁迅对国民性和人性充满绝望，乃至满腔怒火，“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加敬他们的手枪”；而林语堂深受儒家积极入世和道家超尘脱俗思想影响，对国民性和人性总体上持乐观态度，因此提倡“幽默”和“性灵”“闲适”。

    【高长虹】鲁迅的论敌中，最令人唏嘘的当属愤青高长虹。他们二人有太多的相似之处：性格桀骜不驯、做事特立独行；都坚决反帝反封建，追求革命进步；甚至连经历都类似——都有家室，而又渴望爱情，都和弟弟失和。要不是和鲁迅闹翻，在鲁迅培养下，高长虹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鲁迅。

    “我不愿走坦道，因为这样一日将要到来：在这坦道上将要为尸首所充塞了。在我则最安全的路只有崎岖的山路。我将披坚执锐，而登彼最高之山巅”——这就是高长虹的人生观。鲁迅一向很支持文学青年，更别说是像高长虹这样文笔泼辣尖锐、富有战斗精神的年青人。此前，高长虹和弟弟高歌等人在太原创办了《狂飙》月刊（后因故于1925年停刊）；1924年冬，26岁的高长虹结识鲁迅后，合办了周刊《莽原》。这期间，俩人私交甚密，每月会面六、七次之多。高是“小迷弟”，鲁是“好大哥”，对高甚为关怀。高长虹骨子里和鲁迅有诸多相似之处，难以兼容，这似乎冥冥中注定他们会闹翻。起先是因为鲁迅的学生韦素园在其主编的《民报副刊》的一则广告中称鲁迅等人为“中国思想界之权威”，引起了“反对权威主义、追求自我自由”的高长虹的极度不满，再后来又发生了退稿事件、“月亮”风波等误会和流言，他们两人终于是真正地反目了。但流言毕竟是流言，误会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一向“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这次还是宽恕了这位“似敌“，肯定了高是“奔走最力者”，也没有将他攻击高长虹的激烈文章收入自己的文集。而高也认识到了自己的年轻气盛，在《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鲁迅的地位和价值。

      鲁迅宽恕了高长虹，但历史却没有原谅他。因为鲁迅的批判，高在国内混不下去了，他先后赴日、德、法、英等国求学，曾经还流落香港街头，被老熟人潘汉年发现，介绍到武汉工作，后又先后到重庆、延安、东北工作，但都没什么存在感，甚至在东北被人当成疯子。“我来人间一趟也曾年少轻狂，怎奈世事无常终难如愿以偿。”高的一生实在令人唏嘘不已！ 1954年春季的一天，高长虹因脑溢血孤独地离开人间。

    事实上，高长虹是难得一见的奇才，他在两三年内创作了上百万字的文章，出版作品近20部，曾被外国人誉为“东方唯一的诗人”、“天才”；而且，他领导的狂飙社也影响巨大，创办了多项产业，对推动新文化、新文学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并培育了众多共产党员。但人们对其误解太深，认为他是因为鲁迅而留名于世。他还一度被定性为“反对鲁迅的急先锋”，作品不得出版，直到20世纪80年代，相关他的研究文章才陆续问世，其名字才开始被人知晓，实在是文学界的一大遗憾！

    【粱实秋】梁实秋一开始就对鲁迅没有好感。粱作为清华文学社的创办人，邀请过徐志摩、周作人等名家去演讲，但就是未把鲁迅放在眼里。1922年6月，梁实秋到八道湾拜见周作人时，在前院里见到鲁迅，鲁迅向他点头说道:“你是找我弟弟的，请里院坐吧。”但梁实秋表现冷淡，没有和鲁迅合影留念，也没有向鲁迅请教什么，而是径直到里院找周作人去了——这是梁实秋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鲁迅。粱自恃精英，藐视大众，而鲁迅始终站在“鸡蛋”一边，为民请命，不屑精英，他们的立场注定了要成为论敌。

    “梁鲁论战”的导火索是梁实秋发表《卢梭论女子教育》一文，文中几乎全面否定让鲁迅敬仰的卢梭。鲁迅哪里忍得了，于是写了《卢梭和胃口》反驳粱，从而揭开了鲁、梁长达八年的论争。紧接着，关于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两人又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期间，粱还写了一些文章嘲讽鲁迅“硬译”，也加深了两人的矛盾。最后，两人的论战终于发展到开始人生攻击了，鲁迅发文称粱是“资本家的走狗“，而粱则称鲁迅为“乏牛”，是“多面人”，鲁迅又反过来发表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辱骂、攻击粱，文章在交给《萌芽月刊》时，鲁迅还颇为得意地说“比起乃超来，我真要'刻薄'得多。”其实，鲁迅不仅刻薄，还有些睚眦必报。梁实秋写过一篇叫《骂人的艺术》的文章，他对自己骂人的“技艺”颇为自信，但面对影响力更大、语言也更加刻薄的鲁迅，还是完败。粱在当时备受“网暴”，最后不堪其扰，去了青岛任教。但此后，二人还是不能消停，鲁迅逮住机会就会“随时出击”，而粱也不甘示弱，像鲁迅的“跟屁虫”一样，每当鲁迅有文章发表，粱常常立即撰文攻击。就在鲁迅去世后，粱还相继写了《病》、《鲁迅与我》，攻击鲁迅，为自己辩护。

      但鲁迅毕竟是鲁迅，只是有些狂狷罢了。晚年的鲁迅开始宽恕梁实秋了，他曾在回复李长之的信中说：“ 《益世报》久未见……但我并不反对梁教授这人，也并不反对兼登他的文章的刊物。”而粱也是有风度的人，他一直很认可鲁迅的作品。1934年，就在和鲁迅对阵时，他就说：“鲁迅的散文是恶辣，著名的＇刀笔＇，用于讽刺是很深刻有味的，他的六七本杂感是他最大的收获。”鲁迅去世后，粱曾在1963年发表《忆新月》，综合评价说：“鲁迅的文章实在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次年，梁实秋又发表长文《关于鲁迅》，对鲁迅做了“终极审判”。他先是对鲁迅抱有“同情之理解”，说道:“鲁迅一生坎坷，到处‘碰壁’，所以很自然的有一股怨恨之气，横亘胸中，一吐为快。怨恨的对象是谁呢?礼教，制度，传统，政府，全成了他泄愤的对象。他是绍兴人，也许先天的有一点‘刀笔吏’的素质，为文极尖酸刻薄之能事……”接着，梁实秋指出鲁迅最大软肋在于没有自己的建设主张，梁认为：作为一个文学家，必须要有一套积极的思想，至少也要有一个正面的主张。认为鲁迅只有一个“不满于现状”的消极态度。 和新月社、现代评论派同人一样，梁实秋一直试图持客观、理性、中立立场。虽然粱的批评存在个人偏见，但也不无道理。

      梁实秋当时的作品在大陆被禁，但他却反对台湾将鲁迅作品列为禁书。他说：“我个人并不赞成把他的作品列为禁书。我生平最服膺伏尔德的一句话:‘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我对鲁迅亦复如是。我写过不少批评鲁迅的文字，好事者还曾经搜集双方的言论编辑为一册，我觉得那是个好办法，让大家看谁说的话有理。”可见，粱也不愧为一个宽宏大量、有担当的正人君子！

      梁实秋和鲁迅都反对文学“为艺术而艺术”，都反对封建文化，都为自由鼓与呼。两人的论战，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两人根本立场的不同，他们代表了中国文人的两种主要情怀。一种是“赏花赏月赏秋香”自娱自乐独善其身的文艺情怀，一种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兼济天下的公共情怀。但无论如何，鲁迅和梁实秋两人都言行合一。鲁迅将“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坚持到了最后，梁世秋也一直身体力行着自己的人文主义。

    【胡适】胡适和鲁迅既是对手又是知音，他们俩相互成就。胡适首倡“文学革命”义旗，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锋”，而鲁迅则是白话文运动创造出的一个英雄。1918年到1924年间，是二人的“蜜月期”，胡适是先锋，鲁迅是主将，两人观点基本一致，互相支援，并肩作战。但胡适温良敦厚，极具包容精神，主张走改良道路；而鲁迅则刚烈激愤，服膺“超人哲学”，主张走革命道路。两人截然不同的性格、以及主张的分歧注定了早晚会分道扬镳。起初对于文学革命的态度，二人就有分歧；后来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问题与主义》，激起了同是革命派的李大钊、陈独秀的不满，引发“问题与主义之争”，但鲁迅未对“问题与主义”之争表态。实际上，鲁迅也反对胡适的观点。这表现在鲁迅对胡适所倡导的“整理国故”的反对，他先后写了《所谓“国学” 》、《春末闲谈》等数篇文章，批评埋头“整理国故”之弊端。这是鲁迅、胡适二人首次公开交锋，但尚未决裂。

    后来，随着胡适逐渐向当权者靠拢，充当“诤友”，鲁迅开始越发讨厌胡适，笔下越来越不留情了。胡适曾放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入政界”，但事实上，不甘寂寞的他一直在办报、办杂志，讨论政治、人权问题。后来，胡适还两见蒋介石，彼此有好感，也许是为报答知遇之恩，胡适从此开始明显“右转”，支持国民党，“愿意以道义的力量来支持蒋先生的政府”。鲁迅见此，便写了《知难行难》讽刺胡适写的《知难，行亦不易》一文，讥讽胡适没有坚守自己的“独立”和“自由”。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人在上海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胡适为北平分会主席。期间，由于一起控诉北平军分会反省院严刑拷打政治犯的事件，胡适刚好才视察过北平军分会的监狱，认为监狱虽有小问题，但不失为“文明监狱，认为控诉“纯系捏造”，不予理睬。1933年3月3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开会决议将胡适开除同盟。鲁迅时任同盟上海分会执行委员，也参加了会议，并对胡适的立场持蔑视态度。随后又写了文章，揭露国民党监狱的黑暗，嘲笑胡适先生天真，称胡适等人为《红楼梦》中“焦大一般的奴才”，并给胡适起了个外号叫“光明”。至此，鲁迅与胡适彻底断绝关系，并开始写文章不断抨击胡适。新月论战中，更是将“胡适之陈源之流”等新月派一棍子打死，嘲讽他们“挥泪以维持治安”。“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为避免中日战争爆发，提出两国代表交涉、中日缔结新约等折中调和办法，又被鲁迅大加臭骂，称胡适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

    虽然鲁迅和胡适闹的够僵，但事实上，鲁迅并未将胡适看作敌人，只是偶尔嘲讽一下。鲁迅也没有全盘否定胡适，还是非常认可他的才华。1936年，鲁迅在接受斯诺采访时，认为胡适是当时最优秀的诗人之一。而对于鲁迅的讥讽、批判，胡适从不接招，以沉默相对——“纵君虐我千百遍，我待君仍如初恋”。鲁迅去世后，原本敬仰鲁迅、以鲁迅学生自居的女作家苏雪林致函胡适，破口大骂鲁迅。但胡适却并未附和苏，而是告诫苏评价一个人要客观，他说“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客观评价了鲁迅的贡献，维护了鲁迅的声誉。这就是胡适的理性和独立精神。鲁迅去世后，胡适还积极奔走，帮忙出版《鲁迅全集》。1943年元旦，胡适买下三十大本《鲁迅三十年集》，连夜细读以前没读过的文章。胡适就是这样一个温柔、敦厚、善良而令人动容的君子。胡适后来被蒋介石忽悠到了台湾，并被派往美国做大使，最后又返回台湾。胡适虽然没有当上总统，但还是很乐意做国民党政府的“诤友”，为体制建言献策，期待以和平改良手段完善政治。

      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很有代表性，能充分体现他们思想及性格上的差异。作为“黑白双煞”，他们的区别非常明显，一刚一柔，一左一右，一冷一热,一个感性一个理性。两人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两人思想不同，所走的道路自然也不同。鲁迅是个彻底的“反叛者”，他注重国民精神的改造，一向以“精神界之战士”为己任，最终走上了战斗、揭露黑暗、批判国民劣根性进而立人的道路。而胡适则是一个“诤友”，他对西方的民主、法治等制度充满向往，一直坚定地走在开山建路、引来西方活水，进而改良的路上。因此，他先后与吴佩孚、段祺瑞、蒋介石合作，希望能成为“国士”“帝王师”，借机实现自己的主张。

      除了以上几位，鲁迅还和叶灵凤、徐志摩、陈源、顾颉刚、郭沫若等人有过笔战，在此不再一一论述。鲁迅尖锐刻薄，嫉恶如仇，好胜心强，一个人的性格往往有多面性，一旦在某一方面表现得过于强烈，那么他骨子里一定会有另一相对面的特质会在某些时候表现得同样强烈。比如说一个表面看起来柔弱随和的人，骨子里往往很有主义，在面对人生重大问题时往往会做出非常规的抉择，表现出异常的倔强、固执；同理，一个惨无人道的罪犯，在对待自己的父母时却有可能表现出超出常人的孝顺。鲁迅亦然，他对待敌人那些“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毫不留情，连落水狗都不放过。但他对待自己的儿子和弟弟时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宽容和慈爱。比如说鲁迅对自己的儿子周海婴就非常疼爱，买玩具、看电影、陪孩子玩、自编睡眠曲，一有机会还不忘秀一秀，宠爱至极。不仅如此，鲁迅还对儿子非常尊重和理解，顺其自然，不逼不强迫，包括孩子将来的未来，这一点实属可贵。诗人柳亚子就这样评价鲁迅“近代对于儿童教育最伟大的人物，我第一个推崇鲁迅先生。”这让我想起了竹林七贤中嵇康和山涛的故事，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誓与山涛决裂，然而嵇康临死之时，还是把一双儿女托付给了山涛，而不是自己的哥哥。嵇康对司马家篡位深恶痛绝，狂放任达，视死如归，但对待自己的家人却表现出极其温情和理智的一面。事实上，鲁迅曾沉湎于魏晋文章，并形成了他特有的“魏晋参照与魏晋感受”——一种“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

      说到二弟周作人，和二弟的失和，是鲁迅始料未及的，也是对鲁迅身心造成伤害最为严重的分裂。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鲁迅对待自己的两个弟弟一样表现出超常的关怀和宽容。从上学到工作，乃至全家人的生活，鲁迅对弟弟的照顾无微不至。兄弟二人失和的原因，众说纷纭，主要有“绯闻说”和“经济纠纷说”两种，“绯闻说”是说鲁迅生活不检点，失敬弟媳羽太信子，致使兄弟失和。此种说法，经多方推断考证，纯属扯淡，难以成立。“经济纠纷说”是说鲁迅一家的当家人羽太信子花钱大手大脚，完全不会持家，而周作人又管不了；而且此人“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终于导致了俩兄弟的决裂。关键是产生矛盾之后，周作人不给鲁迅解释的机会，见面就打，估计是固执地以为鲁迅真调戏了他的老婆，兄弟俩彻底决裂，鲁迅不得已也搬离了八道湾。

      兄弟失和对鲁迅打击很大，他大病一场。鲁迅一直有肺病，而肺病最怕受累、受气，这直接导致了鲁迅的早逝。失和后，弟弟周作人先是写文章攻击鲁迅，大肆报复，甚至在鲁迅去世的前一天还在写东西攻击鲁迅。而鲁迅呢，始终是“以德报怨”，一直惦念着弟弟。病危之时，依然捧着弟弟的著作在读。鲁迅去世后，周作人多少表现了一些哀痛之情，虽没有去上海参加追悼会，但在北大参加了纪念会，也致了辞，血毕竟浓于水。但没有鲁迅引导、鞭策的周作人终于自顾自地“苟全性命与乱世”而彻底堕落了，变得没有一点节操。他先是投降日本，做了伪北大图书馆馆长，紧接着又当上了伪教育总署督办。我想，鲁迅既就不是病死，看到这样的弟弟也会被气死。后来随着日军投降，汪精卫政府垮台，周作人也被捕，并被判刑十年，但却“蒙混出关”，只坐了一年多，于1949年元月就被释放了。出狱后，周作人分别给周总理和毛主席写信检讨，请求宽恕，不要没收他的房屋。1956年是鲁迅逝世20周年，中央决定隆重纪念鲁迅。周作人有了用武之地，开始撰写回忆鲁迅的文章，开始“吃”鲁迅，处境也有所改善。但他不仅不感谢哥哥，还说他写这些文章也对得起鲁迅了。真是个“人才”！后来，周作人的儿子被划为“右派”，自己工资也降了级，老婆也体弱多病，经济上愈加困难，周作人又给康生写信求情，甚至向当年死对头章士钊写信求救，但都无果。

    周作人的一些列操作，丢尽文人颜面！俩兄弟的性格差异如此之大，正应了那句古话——“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

      鲁迅性格刚烈、愤世嫉俗，嫉恶如仇，做文语言刻薄尖锐，善于攻击别人，做事也显得偏执、激烈，一意孤行。但我认为，也正是鲁迅的这些特点，也正好造就了他的纯粹，使他成为一个坚定而勇敢的“战士”。我的一个台湾朋友说得好，他在和我聊起鲁迅时说：“鲁迅的出现似乎是中华文化的宿命。当时中华文化积弊已久，急需有人站出来，把其中的阴暗面揭露出来。但一个人格健全、性情温和的人是不大可能有勇气来揭露的。而只有像鲁迅这种具有慷慨之气、嫉恶如仇而又偏激的人，才能够担负起这个使命，他就像一把尖锐的匕首一样，勇敢而又毫不留情地去剔除那些腐肉、毒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鲁迅对于中华文华具有非凡的意义。因此，对于鲁迅性格上的缺陷，我们应给予更多的宽恕和谅解。

    “鲁迅虽死，精神当与我中华民族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