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放，是个不祥的符咒。一旦与之联结，财产、功名、荣誉乃至整个身家性命都会瞬间堕入深渊。但是中国文人一世功名中，少不得遇着流放，一次次远谪，再一次次归来。
比如刘禹锡。
一贬二贬，继之三贬四贬，任你钢筋铁骨，难免消磨；而年华老去，理想蒙尘，纵有多少天真激越，也难免心灰意冷。“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我只是一叶沉舟，身边千帆竞逐。当我静卧于水中，多少风帆悄无声息，划过了烟云。我就是一棵病树，面前万木峥嵘。相比我的枯朽，到处都是春天。以乐景写哀，倍增哀痛。
跨越大半个中国的行走，历时二十三载。这样的行走，该有多少悲凉和无奈，惶惑与恼恨?一个人能有多少个二十三载的“弃置身”?刘禹锡却是个例外。尽管青春不再，年华蹉跎，做真人的气质风骨，却在磨砺中得到了无可企及的成长。二十三载归来，刘禹锡走进人生晚秋，重游京郊，慨慨然又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增广贤文》中说：“未经清贫难成人，不经打击老天真。”可偏偏这位“前度刘郎”不改“天真”。
这种天真，不是未谙世事的单纯、轻快，而是栉风沐雨后的洒脱、超拔。他还可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如果没有阅尽繁华，又遍尝苦难，没有这些倒霉、跌宕，没有重识一个个峥嵘的人生坐标，凄凉地里的无奈行走，一直在王叔文的集团中倜傥春风，刘禹锡，还是我们传颂的那位响当当的诗豪么?
天堂何往，地狱何方?天堂地狱，不过一念之间。没有哪个地方必定能成全你，也没有任何地方真正能毁灭你。比如金门大桥，是人类奇观，也是自杀圣地。
人生苦短，相逢的狂喜，必经的崩溃，所有的境遇，自在人心。你若匍匐惊惶，即使走到最好的地方，仍是毁灭；不改坚定天真，则任凭何处，都是成全。
《论语》曰：“学而优则仕。”然而，入世为官也属高风险。许多文人经世济国的宏图尚未展开，就因或贬、或谪、或迁、或黜，而不得不中止。好在文人多雅兴。贬谪途经异乡，寄情山水，往往而有佳作。于是，发于屈原，盛于唐宋，一部贬谪文学史，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屈原忠君爱国却遭谗被逐，“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离骚》表现的怨愁、忧伤和愤懑，奠定了贬谪文学的主题。初唐名相张九龄被罢为荆州长史后，“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托讽禽鸟，乃拘囚之思；豪情万丈的李白，一朝流放夜郎，“愿结九江流，添成万行泪”，泪雨滂沱，是梦醒之痛；而韩愈遭贬后，嘱咐侄孙“好收吾骨瘴江边”，似已万念俱灰；贬为永州司马的柳宗元更是“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于放浪中现坚守……及至杜甫、刘禹锡、范仲淹、苏轼、欧阳修等，可谓“愤怒出诗人”，不妥协的天真和激情，酿造了一段段不朽的艺术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