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年前，也就是香港回归的那一年，还有一年就大学毕业了，我因为一次上呼吸道感染打针，臀部感染了，一开始只是一个小疙瘩，后来越长越大，看完香港回归的仪式，我是一瘸一拐的回到了宿舍。室友劝我到医院看看，我说坚持到放暑假回家看吧，其实当时我兜里只有一百二十多块钱。考完试回家的时候那个疙瘩已经有鹅卵大小了。

坐在火车上我心情很复杂，我注视着车窗外一个姐姐模样的人在和一个男孩说话，或许是她弟弟吧，我想，要是我也有这样一个姐姐该多好呀。

回到家的第二天母亲就带我到邻村一个乡村医生那里去看那个疙瘩，老医生说自己是老军医，以前在部队上经常锯胳膊锯腿的，我就相信了他。他拿起一把手术刀，用酒精擦了擦，没有麻醉，一刀下去，一阵钻心的疼痛——母亲说我当时面色苍白，一身冷汗——疙瘩破了，是个脓肿，流了大概有半茶碗脓血，他给我下了一个引流条，告诉我要等里面的肉芽完全长出来引流条才能撤。

母亲喂了几个猪仔，说过完夏天卖了，是我的下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一个大小伙子在家里闲着，让自己很不踏实，总想干点什么。我见村里一个骨瘦如柴的母亲为了供儿子上学，每天骑着一辆大水管卖雪糕，心想自己也能卖吧——干脆到县城批发了一箱子冰糕，串村去叫卖，一天下来居然赚了六块钱。伤口上那个引流条老是妨碍骑车子，我就自作主张把它拽了出来，口倒是封上了，没过几天一个更大的血肿又长出来了。这次我没有去找那个老军医，而是让小姨用剃须刀片剌开了，流了半茶碗黑血，我又塞上了引流条，但是一直到暑假结束也没好。

开学了，母亲卖了小猪，又借了几百块钱给了我，临行的时候，母亲忧虑的说，就是那个流脓的口封不上让她惦记，叮嘱我到了省城，如果老是不好就去医院看看。我带了几个注射器、一瓶双氧水，几块纱布，还有一小瓶凡士林就回学校了。

到了学校，宿舍的老大帮我换药，伤口还是不封。过了一个多月，要实习了，老大去潍坊，我去省城一家医院实习，分手的时候老大对我说，老三（在宿舍里我是老三），你那个伤口该去医院看看了，老是拖着可不是个事，我说行。其实我心里知道，交完学费我兜里只有800块钱了，这些钱要坚持到年底呀！

实习了，我们宿舍搬到了一个小楼上，离实习医院有二十几里地，我找师大的同学借了一辆自行车，每日来回跑着。过了大约半个多月伤口还是不好，我也不敢洗澡，虽然每日换衣服，用湿毛巾擦身上，还是有点味儿，上班的时候我都不敢离带教老师和同学更近一点。我知道要做手术需要住院，也需要一笔钱，可是我没有呀，我不想再向家里要钱了。每日由同宿舍的老五来帮我换药，用双氧水冲洗一下，再下一个粘了凡士林的纱布条，就是这样凑合着。

一天一个护士带着一个病人到我所实习的科室看病，我觉得有点面熟，听口音像是我们老家那一带的。我大胆的问了一下，还好，她是我们高中的一个师姐。我再仔细一辨认，终于想起来了，她居然就是我暑假回家坐在火车上向外看到的那个姐姐模样的人，而且那一次她确实是送她的弟弟回老家。让我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次日我找她去要纱布条，我从老家带来的纱布条用完了，她问我干什么用，我就实言相告了。她说，这个医院有一个杨大哥，也是我们县的，在外科，让我去找他，应该能帮我的忙。

我几乎没有犹豫就找到了那位杨大哥，我开门见山说明了来意，这位杨大哥没怎么客气，看了看我的伤口，用镊子探了探，问我多长时间了，怎么才来看？我支吾了一声没说出什么，杨大哥又说，有七八公分深，已经形成窦道了，你不怕得了败血症呀，还是学医的？说完让身边的护士找来一支麻醉药，给我打上，然后对我说，小伙子忍着点，就开始给我动起了手术。我倒是没觉得怎么疼，可是我能感觉到在咔嚓咔嚓地往下剌肉。大约二十几分钟后，杨大哥给我包扎好了。他给我开了一些药，让我还找那个护士给我输输液，叮嘱我后天换药，千万别洗澡。我记不清是怎么离开他的科室的，我只记得在回来的路上，自己盘算着那些药大概得花多少钱，还麻烦不麻烦那个护士姐姐，想了想，卖盒阿莫西林吃得了。就这样，动完这个臀部的手术，在实习的科室休息了大概一个小时，我竟然骑自行车，跑了二十多里地回宿舍了。我现在想，那时候怎么那么不拿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开玩笑的吗?

一个月后伤口好了，虽然留下一个很大的伤疤，好在是留在了屁股上。

昨天和一个朋友聊天，聊起了这件事，朋友说我该有机会去看看那位杨大哥和那位护士姐姐。

是呀，打针感染以至于长成了窦道是我的不幸，遇到了杨大哥和护士姐姐这样古道热肠的人是我的幸运，我该感谢他们。事情过去了十二年了，回味起来，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当你感觉不幸的时候，一个人应该责问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自己应该怎么办；当自己感觉幸运的时候，你应该感激那些帮助过你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