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只是路过
那年立夏时节，老屋被推土机推倒之前，我们离开了孙家弄，暂且搬到了附近少年弄弄口的一户悬在五楼的过渡房里。
我和妈妈住大房间，把小房间单独给外婆住。大房间里有一张四尺半的木板床，一张写字桌，好像还有一个衣柜吧，这是我按“应该”倒推了，记忆不太确切了。有一个很小的阳台，勉强挂几件衣服的空间，幸亏是夏天。小房间里放了一张高低铺的铁床，床很窄，感觉体型稍胖的外婆睡在上面很局促，不太好翻身。小房间里还有一台彩色电视——大姨妈买给外婆很久了，在老屋一直没有拆箱使用，现在倒是用上了。平时我就在大房间里写作业，高二的五月了，要准备会考了；休息的时候，就跑去外婆的小房间，搬来餐桌上的椅子，坐在门口处看电视。暑假里看了《还珠格格》第二部。大姨妈总说外婆看电视像看书，脸都要贴到屏幕了；我为了保持距离，只能坐到房间和厅的接壤处。
厅里就一张四方餐桌，三把椅子，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客人——这样的环境，哪怕是住在少年弄的那一头的大姨妈也不会来吃饭的。厅里还有一个旧冰箱，能用已是巨大的恩赐，我终于可以买了盐水棒冰冰冻在里头了。
洗手间很小很小，只有马桶和洗漱盆。两个人根本不能同时在里头，会打架。夏天时，我们三代女性就轮流在客厅洗澡——妈妈买了一个塑料澡盆，放在厅里，烧上两壶热水，再拿小盆接点凉水兑着用，这个步骤和老屋基本一致。外婆和妈妈知道十八岁的我会害羞，所以我洗澡的时候，她们都躲在房间里不出来。洗完后倒水和洗盆是比较麻烦的事情，通常做完这些之后，又是一身汗水。如今想起来，好佩服自己这么过了一整个夏天。
厨房得从厅里穿过一条过道才找得到，好处是油烟从北面的窗口排出，丝毫不会飘到南面的房间来。炒菜声也仿佛从远处传来。还好是夏天了，如果在冬天，做饭时一定很冷。
这套房子是妈妈插队时结识的朋友借出的，所以租金是友情价。又离开大姨妈家很近，这让外婆很开心。已经快80的她不方便也不必要每天都上下五楼，所以想到大姨妈可以经常来，她就高兴。我也高兴，因为我离姐姐近了，暑假里经常互相串门——其实在老屋时也是啦。
少年弄和八一路垂直着。八一路朝南通向码头，朝北通向桥头。会考的那两天，我的考场在大姨妈教书的靠近桥头的中学里，我骑车沿着八一路一路向北，比去我自己的学校稍微远一些，但是不需要拐弯。八一路是镇上的“商业街”，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的楼下就是一家百货公司，所以下楼便是逛街了，不住这里时也时常来这家店里买文具，现在这文具柜台简直就是家里的小卖部了。百货公司门口的大音响里放着流行歌曲，有时候吃过午饭，下楼取车去学校，耳边听到喜欢的歌曲，心情也会更亮起来。一路上有好多店，便有好多大音响，放着好多歌曲，除开早上那趟，其余三趟上下学，简直就是一场场移动演唱会，太符合青春期的需要了，毕竟青春如我，有时候会塞着耳机骑着车。
那年夏天，我忙着复习，迎接9月的高三。妈妈除去上班，其余时间就忙着装修我们的新家。有时候我和外婆商量着，一起散步去看看那装修现场。我扶着外婆慢慢地下楼，我们沿着八一路走去北门，到了之后，她们总让我在楼上舅公的毛胚房里休息，我想我也不懂装修，在老屋带来的藤椅里迷糊会，何乐而不为呢。迷糊好，回少年弄的路上，我就和外婆走走逛逛，有时候坐下吃一客生煎包，有时候路边摊买个萝卜丝饼，有时候我在品牌店里看中一件T恤，外婆说“好看，买了！”那件衣服要70多块钱，外婆真大方。
妈妈对装修丝可毫不迷糊，但凡她能亲力亲为的，都参与了，地板啊，墙漆啊，五金啊，厨房和卫生间的瓷砖啊，做家具的板材啊，几乎都亲自跟去了现场挑选，硬把自己从啥也不懂啥也不会逼出了门道，还是在有限的资金的约束。所以搬进去之后，只要是外婆指着哪里挑剔起来，妈妈就会立马炸毛。这是她一个人多不容易撑出来的家啊。
（二）仅一年可见的高三
9月准时到来，我镇定自若地坐在了高三的教室里。妈妈说，我们的新家接近完工了，开窗通通风，预计国庆节时，就可以搬家了。所以我们陆陆续续又开始打包了，不用的东西就先搬运过去。像小蚂蚁搬家一样，最便捷的运输工具也只是路边的人力三轮车和它的车夫。
那年的国庆假期是有很多纪念意义的。第一次出现7天黄金周；百元人民币从灰蓝色变成了红色；警察叔叔的制服从绿色变成了黑猫警长的颜色。假期第二天上午，我们从少年弄离开，住进了酱园弄——我至今还记得那个云层有点厚的多云天，那股一开门进去就铺进鼻子的地板蜡碧丽珠的香气，那份我看到就感觉自己住进了宫殿的激动。那一刻，我简直太崇拜我的妈妈了！
我和妈妈继续住一间房，两个被窝。房间里除了书桌书柜和定制的壁柜，还有定制的电视柜，带着很多储物空间。外婆的房间带着阳台，也有壁柜和电视柜。洗衣机放在阳台上，妈妈说为了她做家务时不会影响我学习和休息，所以我们住了较小的房间。一开始，我还是要去外婆房间看电视的，两年后小阿姨给外婆买了新的电视机，旧的就搬去了我们房间，冬天里，我也能窝在被窝里看电视到深夜了。妈妈在外婆房间里放了张折叠沙发床，方便我们坐着看电视。
客厅很大，四四方方的，大门除外，也还容纳了四扇门和一排窗，所以没办法给这厅做分割，只能当餐厅用，来了客人，也是坐在餐桌边招待。那时候家里还没有沙发。
我倒是对厨房和卫生间一见钟情，小而齐全。地砖的搭配我也喜欢。厨房的地砖遇水会和鞋子产生摩擦，防滑很好；卫生间的地面是毛面的地砖。我特别骄傲，我终于可以在自己家里洗淋浴了，春夏秋冬都不受限制了，脑袋上方那四个大灯泡浴霸太给力了。
因为要赶着搬进来住，安置我的高三；所以客厅和两个房间的吊灯接头都还空置着，各自悬在天花板上。妈妈给每个屋子都装了亮堂的日光灯，所以更多起装饰作用的吊灯就不那么急迫了。
搬进新家的第二天，回国的小阿姨就带着她的未婚夫来了家里。这是新家的第一位客人啊，也不全是，后来变成了家里人。未来小姨夫是律师，在政法学院也有客座教授的头衔，正好我也一直有律师梦。当被问起，想考什么大学时，我完全忘记了小时候的“电子大学”，而是坚定地说“政法大学”——希望那时的小姨夫不会觉得我是冲着他来的，因为只接触了一天，他就对我评价了“人小鬼大”。他还告诫了我“小姑娘，不管以后你的老公有多爱你，或者他多么有钱，你都要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啊。”其实我那会被他的这句没头没尾的话搞糊涂了，但是也深深记下了。也许这句话他是借着说给我听也说给小阿姨听？也许是真的来自一位长辈的忠告。20多年后的现在在家“闲置”的我，每次想起这段对话，都觉得好像亏欠了自己很多。
新家到学校只要步行五分钟，楼下就是车棚，我骑了五年的凤凰自行车被安放在里头，不再跟着我上学了。学校里翻新的自行车棚我也用不上了，可我也不用再去值班规整大家的自行车了。蓄势了11年的高三来到面前，并不像传说中的那么可怕。认清了自己的优势，明确了学文科的目标，反而轻松起来了。妈妈从不会逼迫我，有时候会拉着我一起散步或者看电视。于是我是从高三那年开始看乒乓球比赛了，比赛激烈的时候，我们会在外婆房间的小沙发前，用凳子拼出一张小茶几，然后把饭菜搬过来，边吃边看比赛。同桌和我说，她妈妈总是掐着她吃水果的时间，我说我妈从来不会。寒假里，我还看了《创世纪》。
11月生日时，午休后回到教室，发现桌肚里有一封信，是凤送的生日贺卡。展开来是像风铃一样的一串小卡片，我喜爱极了，当天晚上就站在床上，踮着脚尖，把卡片挂在了吊灯接头上。独一无二的“吊灯”，有可爱的图片，有凤的字，有小铃铛——风吹过时，还有它的轻舞飞扬和温柔铃声。这张卡片挂了好多年，哪怕图片上的色彩被晒到褪色发白，直到它的线老化了，自然掉落。可是凤给的惊喜和温暖一直延续着，至今都有。
千禧年的元旦前，为了一起看电视台深夜才播的电影版《宝莲灯》，妈妈同意我住在外婆房间。她和外婆挤床上，我铺开沙发床，难得一个人睡一张床，已经成年了的我仍然兴奋得像个孩子，内心就像要独自出门探险一样。
春节前，妈妈买了将军牌空调，按在了我们的房间，保护我在冬天挑灯夜战。外婆房间的空调很多年后才买，所以夏天高温的午后，我们都会让她在大房间里避暑午休。
春节来了，大家都来了。聚集在酱园弄的家里。我们第一次围坐在圆台面上过年。以前老屋里都是围着八仙桌坐的，圆台面只是偶尔在夏天时搭在院子里吃晚餐。
只是很偶尔，我会觉得高三的特殊性。比如我自己在每周五放学后，去书店看需不需要买新的卷子；比如为我买来的空调；比如，我还是去了对面楼里的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那里补习数学；比如妈妈让我吃昂立多邦胶囊，并花了五百块买了和上海教材不同的四轮学习方略辅导书……
大部分时候，日子还是往常一样。我还能问同学借《第一次亲密接触》回家看；还听着电台节目写作业。大人们还是八卦着别人家的事情，也还是为自己家的事情不断口角。有时候她们冷战了好几天，我觉得心烦，甚至不想回家吃饭，中午宁愿留在教室里，一个人帮老师写板书。拖到很晚才回去扒拉一口饭，又急忙赶回学校。我也做着无声的抗议。
天又要热起来了。高考的氛围越来越浓烈了。五月初，参加完政法大学的宣讲会，才知道我的律师梦要落空了，因为我个子太矮了，面试就过不了。周末妈妈来市区参加高招咨询会，替我收集了很多好学校的信息。可我还是好迷茫啊，后来在妈妈和她朋友的参谋下，我选择了财经大学，报了财税专业，想着四年后可以考个公务员。填完志愿后，我开始有些失眠，每晚11点睡下，12点还没睡着，脑袋边闹钟的秒针滴答滴答地，像个警铃在耳边，让人警醒。外婆不敢提“高考”二字，只是对我说“放宽心，别去想那事”，然后拿了一个大红苹果放在我的床头柜上，因为她看电视里说的“枕边放个苹果，有助于睡眠”。其实我每晚还是数秒针数到很晚，只是告诉外婆，我睡得好多了，多亏了大红苹果。
不像在老屋里，我做作业的地方抬头看到的要么是枇杷树和柿子树，要么是院子里的花花草草，让人心情可以松弛一下。在这布满铁栅栏的窗口，抬头不能远望，透过防盗窗看到的是对面的楼，一样的栅栏一样的窗户。周末我学累了，就去车棚里擦擦我的自行车，打打气，然后骑车去八一路上兜一圈，听听那些大音响播的歌，通常最后会去弯一下“考试书店”，多么会取名字的老板啊。这老头我认识，许多年前还帮我妈妈修复印机的呢。他问我想考什么大学？又问我现在模考多少分？我不搭理他，翻翻书后，笑笑就走了。
也不只是我觉得压抑。外婆也天天喊着自己被关在笼子里了。她从南面阳台走到北面客厅的窗边，然后又走回南边。发现了谁家买菜了，谁家回来早了，谁家来客人了……
七月也到了，黄梅天里，终于高考了，在我生理期的第三天，妈妈居然没给我做任何调整；同桌的妈妈可给她吃了药的呢。那天我不想吃早饭，妈妈一早就煮了河虾，我剥壳吃完了半大碗河虾，带上两块吉百利巧克力，就去考场了——马路对面自己的学校。第一场考试妈妈陪我走到了路口，后来就再不管我，中午也没有来门口接我。下午三点考试，我睡到两点半，进入校门时，打起了预备铃。保安检查了我的证件，问我“真的不着急吗？”我不急，不迟到就好了。第二天数学考试时，巧克力派上用场了，开考才半小时，一道题不会，我就紧张起来，于是吃了块巧克力，趴了半分钟，镇定下来，也想起了解题思路。最后一天英语考试，我已经完全放松下来了；只是完成了一场考试而已。
不知道为什么，考完的那天下午，学校就着急忙慌地为我们举办了毕业典礼，像是再也不想见到我们一样。那天晚饭后，我和妈妈散步去了码头海塘边，脚步确实轻松了更多，可也带着些许小迷茫。有手艺人在卖芦叶编制的作品，我让妈妈买了一个大蜻蜓；还从小孩玩具摊上买了一个充气的小榔头，一边走路，一边捏出“唧唧”声。
之后的几天，电视台接连播放TVB的剧，下午是古天乐的武打片，从《神雕侠侣》到《圆月弯刀》，晚上是《刑事侦缉档案》第三第四部。我上午睡到10点多，下午就在外婆房间里疯狂地看电视，吃吃冰激凌，好像除此以外，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妈妈可能看不了我这么荒废时间，和我说“图书馆里开了个网吧，你要不去学学上网吧。”于是，剧播完之后，我就经常骑着车子去人民路上的图书馆上网。特别感谢妈妈的提醒和网费赞助，让我在大学入学后，没被人当网络白痴鄙视。
有天下午，同桌拿着她订的高考答案来我家对答案。我没有订，想放过自己几天，无忧无虑几天啊。她一边看着答案，一边哎呦哎呦的叫着，把自己从一本计算到了大专。她让我也看看，我说我不看，她来的时候满面春风，回的时候心事重重的。
20天也挺快的。终于要查成绩了。午夜12点，那个被打爆了的热线，我尝试了三次，都是占线，就睡了。想着明天天亮再说吧，反正一切已经是定局了。早上妈妈买菜时，一路都被问起我的分数，一句“还没查”引起了所有人的怀疑，各种猜测。八九点的时候，我睡醒了，又拨号出去，这下倒是畅通无阻了，输入了证件号码，听到了自己的分数。还不错吧。应该能进入自己的第一志愿。那天家里的电话可忙碌了，大人打来问大人“你家孩子考几分”，同学打来问同学“你考了几分”；可都是打进来的，我们一个电话也没有拨出去。外婆知道了我的分数，也挺高兴，依旧在两面窗户之间走来走去，有时候还哼着小曲，那天的她，看谁都是很顺眼的。
成绩单也紧接着被投递了进来；随后是文汇报上的录取名单；再之后是等录取通知书——因为台风耽搁了船期，我等不及排期投递了，自己骑车去邮局取了回来。我去了财经大学，同桌去了上理工，凤去华师大。都挺好的。然后我觉得，高考这件持续了12年的巨大工程，就这么结束了。仅此一次。
接下去的8月下旬，我为出门做准备了。要坐船离开小岛，去市区上学了。可是，我的新家啊，我才住了一年，还没有住够了，甚至那新家具的味道都没有散完，碧丽珠的香气都还在鼻腔。可是，就像暂住的客人一样，时间到了。于是在离开前的一天下午，我把地板擦干净，然后拿出碧丽珠打了一次蜡；折腾地满身是汗。可是那香气如此清新，就像我一年前第一天住进这里一样。
（三）最安心的驿站
离开很多很多年后，我才正式走在了那条叫做酱园弄的路上，两边载着梧桐树，繁茂的树叶拼接在一起，让这条小路变成了有着绿色顶棚的隧道。原来酱园弄是这么有味道的一条路啊。
我在台风天里抢到船票离开后，这个家就被一串电话号码代替了。没有手机之前，即使201电话卡的话费再贵，也要时常和妈妈和外婆打电话，互相知道对方好好的。我在寝室的电话不多，除去三两个好朋友外，来电和去电基本都是家里的电话了。完全割舍不下。
每个月都能回去一两次的，可是几乎都停留不到48小时，吃四顿妈妈做的饭，看两个晚上电视，睡两次懒觉就度过了。遇到寒暑假会开心很多，尤其是寒假，必须回家待着的。打开将军空调看书，或者窝在被子里看电视到深夜；而暑假是用来努力的，所以只有第一年回去了，还在妈妈的提议下，在家附近的电大学了office97，考了办公自动化证书。之后的两个暑假都留在了寝室里，报班学口译，要么就是找地方实习；只是像平日一样，挑周末回去几次罢了。而大四毕业后，我也没有当上公务员，而是去了外企做出纳，6月开始上班，没有暑假了。
妈妈说，即使我不在，她也还是睡床的一边；可是我觉得，我每次回去，抢占了妈妈的床，妈妈的房间——我觉得我是这个家的客人。每次进门，都已经预设了离开的时间；在家里度过的每一秒，都是为了等待这个时间的到来。这种倒计时的感觉，真令人讨厌。
而我习惯使用的东西，看的书，穿的衣服；在校时留在了寝室，毕业后，留在了租借的房子里。回酱园弄，总是简装出行，而每次总会发现缺了一些什么。
越是岁数大，回去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偶尔回去，进门都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甚至高三那年天天抱在手里的杯子都觉得如此陌生了。家居用品的摆设我也摸不着了，找东西时常找不到，得让妈妈拿。这么些年了，外婆还是看看电视，然后在北窗和南窗之间走动，只是步子越来越慢了；更多的时候，是坐在藤椅里打瞌睡。而我每次好不容易磨合好了，找回了自己家的感觉，却又到了离开的时候。只怪这个家里我积累的时间太短了，就像小孩子一样，时间太短，忘却了记忆。
外婆年纪更大了，我猜妈妈已经很久不打蜡了。地板也被桌子腿椅子脚磨出了痕迹，想当年刚搬来的时候，千叮万嘱要轻拿轻放，保护地板的；还是经不住时间的磨砺，总归落下了“年轮”。碧丽珠的味道似有若无了，可能是我鼻子的触景生情罢了。浴室的毛面地砖上也泛起了黄色，冲刷得再干净，也终究留下了水迹。推窗的把手也坏了很久了吧。我高三那年买的《文化苦旅》已经爬满了黄点。
我这个以小主人自称的客人，总是来也匆匆地，去也匆匆地。
那些年里的逢年过节，小阿姨带着姨夫和她的女儿也来住过几次。他们来，外婆就搬来我们房间，我若也在家，便在旁边的狭窄空地上打地铺；那个房间就留给他们一家用。后来小阿姨怕老人太麻烦，便总是早来晚归，不过夜了。而外婆总是不乐意这样的安排，她宁愿自己折腾两天。
我结婚后，带着李师傅来这里。轮到妈妈把房间让给了我们，她和外婆挤在一起。那时候小阿姨家重新装修，把淘汰的旧沙发转运到了酱园弄，放在了客厅。和旁边的餐桌一点都不搭，但是李师傅喜欢这张沙发，坐在里头看书看手机，一口气啃了5,6根好吃的本地玉米。
然后轮到带着我的宝宝回家，妈妈在房间里按了一张小床；挨着大床。她继续和外婆挤挤。白天，宝宝喜欢在我外婆的房间里玩，爬在老太太的床头，玩壁灯很久。我们去新城里的公园，宝宝在那里学走路；我们去了八一路上旧厂房改造的八一广场，宝宝在那里追气球。我们还去了瀛洲公园。我们白天像游客一样打卡各个景点；晚上回到家里休息。
有一次回去，李师傅说，“我们住酒店吧，别让两个老人挤着睡了。”于是我们在家附近的顺风酒店里订了房间。白天我们在家里吃饭玩耍，晚上像游客一样回酒店睡觉。
再之后，果儿长大了。妈妈也不愿意我们住酒店，说这样不叫回家了。她把小床处理了；换了张单人行军床，拼接在大床边，正好卡紧书桌。我们回家，李师傅睡小床，我和果儿睡大床；有时候李师傅不在，那就我睡小床，果儿和妈妈睡大床。每次顶多也就住一周左右时间。果儿非常喜欢外婆家，待上几天，就对这里的一切熟门熟路了。
其实我们所在的旧城越来越旧了，有了跨江大桥之后，从码头坐船而来路过的人也变少了；八一路也不似老早那么繁荣了。可是新城是哪里？是从家里走路到不了的地方，是小时候没去过的地方，是陌生的地方，是属于游客的地方。
家楼下的树已经长得非常高大了，把自行车棚的门都快遮挡得打不开了；我的凤凰自行车早已破旧成废铜烂铁。陪果儿在楼下吹泡泡时才发现，楼间距是这么紧密，高三那年的我怎没发现呢。我带着果儿和李师傅走在楼旁边的那条小路上，李师傅问我“这条是什么路”。我才猛然发现这就是“酱园弄”啊，才回想起那些年我都是从南门口出去，往北走也从不走这个方向。果儿和李师傅都说这条路好好看，很舒服；我们还走到一个小花园里找树叶，数三叶草。这些是我在高三那年和后来的假期都没有走过的地方，不曾做过的事情。如今，像一个游客一样，带着新奇的心思，一一来体验。
随着生活模式的改变，妈妈跟着我在市区生活了。酱园弄的家也没有出租出去。她每年都会回去几次，然后每次回来都会感叹，家里陈旧了，设施老损了，偶尔住两晚，就像游客一般将就。
近两年，她偶尔会提出要重新装修房子，她还记得那几个吊灯的线头始终没能按上吊灯。我没法回应她的想法。20多年了，这个当年我惊叹的“宫殿”是该换换容貌了；可是翻新过后，又是谁去养护呢。我没计算过我一共住过的时间加总在一起，会是相当于几年，会是25分之几。也不确定往后，会不会再去住几天。妈妈看我矛盾中，也便安抚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毕竟不太住的。”
于是，这个带着碧丽珠清香味的“宫殿”变成了一个驿站。顶着“老破小”的面貌，在那里等着我们的惦念和路过。惦念的，我们时常惦念提起的；路过的，只要我们知道它在，便内心安定。无论如何，那都是我和妈妈坚定不移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