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哈佛大学给MBA学生上的第一堂课完全是一个灾难，让我的心情变得无比沮丧。那个时候，我很年轻，没有任何教学经验。尽管我知道该如何去演讲，但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去组织一场高度互动的讨论，讨论最后还需要总结出一系列学生们能接受的实用和具体的知识点。那堂课的评价很低，因此我很快就失去了信心，认为自己是不可靠的，没有办法在课堂里建立威信。
很多老教授试着帮助我，他们很多人都很好心地给了我很多建议，但是很多建议都没什么太大用，差不多都是同一个说法：“你应该要在课堂上做真实的自己。”但是，问题在于，我在课堂上过于暴露了真实的自己：过于学术、过于紧张、过于无趣以及与学生们的互动太少。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听有经验的老教授的课，但是他们在课上所说的东西都比较个性化：他们自身的逸闻趣事，自己的生活中所获的经验，所闹的笑话，甚至是他们走路和说话的方式都可以活跃课堂气氛，把课堂变成一个剧院。我不知道我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他们上课的方式看起来不是那么严肃——我不确定我是否想用同样的教学方式上课。
有一天，一位很有名的教授来听我的课，并给出了让我永远难忘的意见。让我们先在脑海中想象一下我们上课的教室是什么样的——像一个罗马剧场，一个巨大的半圆形阶梯教室，最下面摆放着一张老师的桌子。
像我这样缺乏自信的老师就会猫着腰，坐在老师的座位上，只顾看自己的笔记，不会和学生之间进行互动。而那些经验丰富的老师就会不停地在教室里走动，教室里每个地方都走遍了，也能接触到每一个学生。
那位很有名的教授给了我以下一些非常具体的意见：
你的问题是你认为上课就只要把每节课的知识点告诉学生们就行了，然而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在课堂上建立威信。你在教室里不停地走动，你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在座的每一个学生知道，这里是你的地盘，而不是他们能肆意妄为的地方。而且你也只能通过到处走动来建立起你的威信，因为学生们占据了你地盘的每一个角落。你要像一条狗一样，不断在自己的领地里活动来告诉别人这是你的地盘，每一个角落都不要遗漏。从教室的最上方开始，他们以为在那里你就看不到他们了。看看有谁在看《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有谁认真听课做笔记，有谁的书上还是空白的。如果有做笔记的，看看他们所做的笔记是否与课堂内容有关。和他们来个零距离接触，在他们耳边悄悄讲话，手搭在他们肩上，拍拍他们的背，告诉他们即使他们坐在教室最中间的位置，你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表现——你可以挤进去。如果他们带了东西，你要是饿了，也可以上去吃一口，那个时候他们就会知道这里是你的地盘，而不是他们的地盘。只有在你达到这个目的以后，才可以开始给他们讲上课的内容。
这个建议有些吓到我，我更喜欢用我的方式来上课，尽管效果不好——我会花时间一遍又一遍地备课，确保要上的内容我知道得一清二楚，这样就不会出现我答不上来问题的情况。但是，情况越来越糟，所以我不得不考虑尝试他的方法。
最开始的几次，结果有好有坏。作为一个很严肃的研究者，这种教学方法与我的价值观不符，我表现得很不自然，让我觉得不舒服。大部分学生都不喜欢我和他们太过亲密。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他们的关注，一段时间以后，效果越来越好，这种授课方式让课堂变得越来越有趣。这样的课堂氛围让我变得放松，也越来越了解我的学生们——了解了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想要学到什么。我的教学目标从完成教学内容变成了一场富有感染力的教学体验。那些一开始被我看作是很傻的戏剧化的教学方法，后来我也发现它们是提高课堂效率的一种很必要的方法。看到其他同事用有趣的方法来让课堂气氛变得更活跃，学生的积极程度也更高，我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也更愿意去尝试这种教学方法，我不再担心这样做会让我看起来很傻。经过几次课后，我也越来越熟练，学生们对我的课堂评价也越来越高，我的思考方式也随之发生了改变。
读后感
这段经历深刻揭示了教学的本质并非单向传递知识，而是构建师生间的动态联结。初登讲台时，作者将教学简化为内容灌输，却忽略了课堂空间的政治学——教师需要通过物理存在与情感互动确立教学权威。那位教授犀利的建议实则指向教育中权力与亲密的辩证关系：权威不是天生的身份，而是通过持续占领空间、洞察反馈、打破安全距离来赢得的信任。
最动人的转变在于，当作者放下“完美授课”的执念，开始接纳教学中的表演性时，反而获得了真正的自在。这种从知识传递者到场域营造者的蜕变，印证了教育中最深刻的悖论：唯有放下防御性的专业面具，允许真实但不完美的自我被看见，才能缔造有生命力的课堂。正如道家“无为而治”的智慧，最高明的掌控往往通过释放控制来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