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仿佛只有“沟通”这一个用途，所以够用就好了。除了日常与人交流需要用到的语言外，那些复杂的句型和罕见的词语看起来不过是文人的游戏。然而语言还有另一种功能，乔治·奥威尔曾在《1984》里借一个“创造新话”的技术人员赛姆之口道出。这位赛姆的全部工作内容，就是把“不需要用到的”词语都从词典中删掉：
“消灭词汇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当然，最大的浪费在于动词和形容词，但是也有好几百个名词也可以不要。不仅是同义词，也包括反义词。说真的，如果一个词不过是另一个词的反面，那有什么理由存在呢？以‘好’为例。如果你有一个‘好’宇，为什么还要‘坏’字？‘不好’就行了——而且还更好，因为这正好是‘好’的反面，而另外一字却不是。再比如，如果你要一个比‘好’更强一些的词儿，为什么要一连串象‘精采’、‘出色’等等含混不清、毫无用处的词呢？‘加好’就包含这一切意义了，如果还要强一些，就用‘倍加好’。当然，这些形式，我们现在已经在采用了，但是在新话的最后版本中，就没有别的了。最后，整个好和坏的概念就只用六个词来概括 —— 实际上，只用一个词……温斯顿，你并没真正领略到新话的妙处，”他几乎悲哀地说。
“你难道不明白，新话的全部目的是要缩小思想的范围？最后我们要使得大家在实际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为将来没有词汇可以表达……词汇逐年减少，意识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小……事实上，将来不会再有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种思想。正统的意思是不想——不需要想。正统即没有意识。”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里提到：“现代数学符号语言是一种无法逆向的简化语言。”如果文化也适应了这种语言，必然导致语言传递意义的退化，人们不会再真正了解自己和别人所说的是什么。
人们是靠语言来把混乱模糊的思想具像化的，因此简化的语言必定导致“简化”的思想。词永远都不能百分百地达意，但人也要尽力尝试表达。因为放弃了越多的“词”，渐渐地，你会感到说话时越无意可达。到最后，说话只是为了配合场合的需要，但话中根本没有内容，就像《1984》里的“鸭话”：
[仿佛] 眼前说话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可以发出声音的木偶之类的东西。声音不受大脑操控，仅是声带的振动。振动出来的东西虽用文字组成，但不能说是语言，只是无意识状态下发出来的声音，犹如鸭叫。
我们一直说很多美景、画作、歌曲，都是要用心体会的。然而用心体会不等于不需要用到语言。即使在心里，人也需要语言来帮自己梳理和解读眼看耳听的林林种种。《老残游记》里有一段对音乐的描述：
铃起之时，玙姑已将箜篌举起，苍苍凉凉，紧钩漫摘，连批带拂。铃声已止，箜篌丁东断续，与角声相和，如狂风吹沙，屋瓦欲震。那七个铃便不一齐都响，亦复参差错落，应机赴节。
如果听者心里没有存有这些词汇，当他听到这段演奏，也许就只剩“很多声音、听起来有点紧张”了。
语言决定了一个人思想和感受的边界。读万卷书可能比不上走万里路，但是经历也需由语言来帮助自省和消化。否则就如快车过境，只留下模糊的色块罢了。难怪有人只能借着刻写“到此一游”，以证来过，以证存在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