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花满田地，僅绝人行迹。独在一床眠，清凉风雨夕。
平生尚恬旷，老大宜安适。何以养吾真？官闲居处僻。”
-白居易《昭国闲居》
元和十年（815年）初夏，京城长安昭国坊，槐花盛开，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轻松自在，优哉游哉，每天的工作就是早上骑马去大明宫东宫太子府报到，看看有无工作任务分配-通常是没有，然后又骑马回到昭国坊的住所，所以，与其说是去“上班”，不如说是去“遛马”。工作之清闲，与其早年间任翰林学士（类似皇帝的机要秘书）之忙碌有着天壤之别。一方面，他很享受这种闲适的生活，写了很多闲情逸致的诗，包括上面的这首《昭国闲居》；另一方面，有着兼济之志的他也不甘落寞，他很担心自己安于现状，养成懒散的习惯，以后就真正“无为”了，他在给友人张藉的诗中写道：“忽然不知足，名利心惶惶？念兹弥懒放，积习遂为常”（《寄张十八》）。然而，没过多久，长安城中的一件大事彻底改变了白居易的人生轨迹。
这年六月初三，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遇刺。武元衡遇害后，凶手却并未立即离开京城，当时，京城金吾卫部队（相当于京城的警卫部队）奉命追查，缉查工作还没有开始，金吾卫及京城的市政衙门竟然收到了刺客的匿名信，公然叫嚣谁查谁死！这可不得了，京城马上一级戒严，宰相上朝由金吾卫部队全程护送，箭上弦，刀出鞘；裴度在家养伤由朝廷禁军层层把守。全城逐户搜查，凡有衣柜、储仓、暗室的地方一概都不放过。史书记载，案发后很长一段时间，京城长安都笼罩在一片恐怖气氛中，天不亮人们不敢出门，就连皇帝早朝召见众臣，太阳照到朝堂大殿，还老是有大臣迟到。
武元衡和裴度被刺对大唐元和政坛冲击不小。当天天一亮，消息就从街坊传入朝廷，整个京城都知道了这件事，朝野震惊。完全可以想象，京城大小官员，私底下的讨论势必激烈，义愤溢于言表，但在正式场合，却又十分安静，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谁也不敢乱说话，不敢造次，都在等待朝廷的最高指示。底层急流涌动，表面上却寂静无声。这时候，一封奏疏却打破了这种寂静，当天中午的时候，没有错，就是六月初三的中午，身为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突然上书，请求朝廷缉拿凶手一雪国耻！
白居易上书速度之快令人震惊，可是他这一举动犯下了几个错误。一是越权。上书请求朝廷缉拿凶手并没有错，但白居易的身份是左赞善大夫，本职工作是负责给太子服务的，而不是给皇上提建议的，作为太子属官，这是越俎代庖；二是越级。就是要向朝廷、皇帝提建议也可以，可以先通过太子，再由太子转达给皇帝，但是白居易没有这么做；三是越矩。白居易已经不是三省六部中的官员，在宰相被刺一事上，其他人都还没有发声，白居易作为一个非中央核心官员，他第一个发声了，这似乎有失分寸。
白居易的这次上书就是不讲官场纪律和政治规矩。大是大非面前不讲规矩，后果很严重。
“宰相嫌其出位，不悦。”（《新唐书》），“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旧唐书》）。
果不其然，没过几天白居易就被人穿了小鞋。朝廷有人指责他元和六年到九年回老家守孝期间不守孝道，老母亲看花摔下水井而死，而白居易守孝期间作乐府新诗，诗有《赏花》《新井》等篇，全无哀伤之表现。流言一出，马上有人附和，朝中谤书不断。众口铄金，积毁销骨，白居易有伤名教成了板上钉钉的事。后来有人考证过，其实白居易的这些诗并不是这段时期写作的，事实上，这都无关紧要了，因为朝廷有一股力量正在将他排挤出去，有伤名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和幌子罢了。
那么不高兴的宰相到底是谁呢？能够知道的是，元和九年，即公元814年，朝廷出现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开始的三位宰相：李绛、武元衡、李吉甫，李吉甫病逝，李绛因病卸任，朝廷新任命了两个宰相，一个叫张弘靖，一个叫韦贯之。因此，元和十年上半年，在位的宰相就是武元衡、张弘靖、韦贯之，武被刺杀，剩下便是张弘靖、韦贯之，那么白居易上书不高兴的宰相肯定是他们两个中的一人。究竟是谁，已经不得而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