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时期的教员讲：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教员的威望不是昆仑山的神仙给的，而是在一次次路线选择中，历史赋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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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时期，大家喜欢搞平均，有两个病号，一副担架，谁都不愿抬，理由是抬了一个病号，对另一个不公平。
井冈山太穷，吃不饱，有的人闹着回老家打游击，一下散伙了一个团。
要把这样的部队打造成钢铁之师，其艰难可想而知。但是教员做到了，提出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并竭力贯彻，整肃了军纪。
当然，这肯定离不开朱老总的支持，毕竟管军治军是朱老总强项，他能理解教员意图。
但是那些不理解的地方，教员就难办了，两人僵持不下，差点闹翻。
2
什么问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教员一度兼任前委书记、湘赣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书记（后来撤销）、红四军政治部主任，是军、政、地、财的一把手，妥妥的一家独大。
作为军长朱老总不理解，什么事都是教员拍板，堂堂军长的指挥权在哪里，党内的民主又在哪里？
朱老总说教员家长制。正巧中央来了个特派员刘安恭，担当了临时军委书记，提议军委转正，负责军事指挥，教员的前委做把关定向的工作就好。这意见说到朱老总心坎了，十分赞同。
朱老总要的是军长指挥权，这无可厚非，但是通过在前委下面另设军委，这就不妥当了。
红四军就几千人，再搞个军委，而且独立在前委之外，这不是跟党争军权吗？教员当然不能接受这种制度性的变更，因为它动摇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建军理念冲突，朱毛必有一争。红四军七大上，朱老总和教员车对车、炮对炮，来了一次大争论，影响很大，后果很严重。教员一度表示辞掉前委书记。
底下的兄弟看不下去了，你俩吵成这样，破坏团结，干脆都别待在四军了，要求朱毛离开。
幸好陈毅出来打圆场，朱毛各打了五十大板。然而不出意料，意外出现了，在选举前委领导的时候，因朱毛相争威望大跌，陈毅当选了前委书记。
教员如遭当头一棒，又患病在身，一下病倒了，黯然离开了前委。
陈毅很无奈，没办法，硬着头皮干书记。正巧中央要求红四军汇报工作，陈毅就带着让朱毛离开部队的意见匆匆去上海报告。走之前，让朱老总代理前委书记。
教员不在，陈毅离开了，朱老总成了扛把子，可以贯彻自己民主治军的理念了。
作战部署，朱老总要求大家充分讨论，从下到上的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大家投票，结果改变了原来的游击策略，向人生地不熟的闽中出击，吃了大亏。
回来以后召开红四军八大，还是民主到家，结果议论纷纷，啥决议没形成，成果是各支部队都要求参加前委，前委数量一下增加到17个。
朱老总这才醒悟过来，有朱无毛不但仗打不好，连个会都开的乱七八糟。
军事的事还是得用润之的民主集中制，少数人说定调，多数人完善。
而到中央的陈毅，在客观报告了红四军情况后，意外发现，李立三、周公对教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权和民主集中制的理念非常认可。
因为当时城市暴动步履维艰，其他根据地也是险象环生，只有教员领导根据地政权逆势而上。
陈毅这才恍然大悟，对教员佩服的五体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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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军理念冲突，已经够闹心，还有其他事。
教员做事讲究做全套，红军打下一个地方，打土豪筹款，分田地搞土地革命，建设地方政权，组建赤卫队地方武装。
其他人不理解，比如彭林。他们认为红军打个游击就行，何必辛辛苦苦建立政权，敌人一来，这些政权全垮了，不是白费功夫吗？
你讲建立政权是为了扩大影响，红军游击不也一样扩大影响嘛，而且没有地方负担，想去哪就去哪。
不但彭林这样想，连中央都有不同意见（二月来信），认为红军集中，目标太大，容易招致敌人毁灭打击，建议朱毛离开军队到中央，红军散成小股搞游击。
这就是认知维度的差异。无论是彭林还是中央，都执着于表象，只有教员把握了本质。
教员看准了革命政权生存发展的可能——白色政权的矛盾，只要矛盾存在，红军就可以在夹缝中生存，而且能够发展，这是必然性，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由此教员又推导出来这样的结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
最高形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革命再怎么折腾，顶天就是建立根据地，也可以说建立根据地是对白色政权最有效的打击。
为什么？建了根据地，就把一部分农民拉入红色阵营，客观上削弱了白色政权的统治基础。
因为有了农民的支持，红军的给养有了保障，有了兵源，同时又有了广泛的情报网。
后来能在根据地多次打破敌人围剿，就是因为红军是开图的，而且能持续回血，这就是建立革命政权的重要性。
同时因为有了政权，锻炼了一大批懂管理，会做地下工作的干部队伍，这是党的宝贵财富。
所以，建立革命政权，利益极大，哪怕政权只建立一天。
当越来越多的根据地建立起来之后，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就能实现，革命的高潮就会来到，我党就抓住了革命的主动权，这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妥妥的阳谋。
所以彭林的游击理念是不行的，更确切的说，只游击不建立政权，并未挖掘斗争的最大利益。
这就是教员创业时的降维打击，谁都拦不住他，耶稣都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