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风，真的很冷

黄辛隐

那年，是1977年；那风，是1977年冬天的风；真的很冷，是指当年我们下放的五七干校农场派了两挂跃进敞篷大卡车送我们几十人去参加高考时被寒风吹的感受。

我这个人对数字特别不敏感，所以要记住很多关于当年参加高考的时间、过程等细节有点困难，常常是别人提起时还是一脸的茫然。但我似乎对感觉的记忆还可以，44年过去了，那寒冷的风的记忆并没有随着岁月流逝，反之，倒是越发清晰。

那风很冷。站在车子上，寒风一阵紧一阵地吹着，那风力真的够猛的，好像整台车子都在晃动，车子上站着的20多人的重量完全不敌那风的威猛。直到今天我还是没有明白：到底是路的不平引起的车子的晃动还是风力所致的晃动。

那风很冷。站在车子上，寒风一阵紧一阵的吹着，身上穿多少衣服都无济于事，那风就那么自然而然地从衣服纤维的每个小孔里钻了进来。而且，奇怪的是，还不能裹紧衣服，似乎裹得越紧那风就钻得越快，钻得越深，直逼着肌肤：透心的冷、拔凉的冷，冷到无处可逃。

那风很冷。到了考点、射阳县三区桂英中学，进了考场，才发现那寒风还在紧追着。因为教室的破旧，所有的门窗几乎全部都是漏风的，那风当然不客气，依旧施展着它的威力。我只记得考试开始时，因为太冷了，还搓搓手，想让冰冷的左手给同样冰冷的右手一些暖意，努力让右手写的流畅些。

那风真的很冷。更因为是我们的心冷：来自于对高考、对自己未来的担心、无助、焦虑、不甘心等等各种复杂的情感因素。

我当时下放的地方叫做盐城地区五七干校，其实是当时盐城直属单位的一些下放的孩子集中所在的这个地方，一共60多名热血青年，好多都是同一高中学校的，有的还是同班同学好友，有的父母亲都是一个单位的。我是1974年高中毕业后，在家待业了近一年，到了1975年春天去了这个五七干校农场。到我1978年3月离开干校农场去读大学，整整三年的光阴。这三年，虽然只有千余日，却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永远无法磨灭的痕迹。

当年身为要求进步的农场知青，干农活干到有濒临死亡的感觉。可不知道当时的我是怎么想的，多苦多累，每天晚上我都会认真地看书学习，到现在我一点也不记得当年都看的什么书了，却记住了两排知青平房，我的宿舍的灯总是亮到最晚的。只记得当时的我常常在棉花田里一边摘棉花，一边看夕阳，一边憧憬着自己未来的样子，还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不记得投到哪个杂志社了，结局却只是有去无回。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特别是听说，城里的不少同学都去找老师补习的时候，心里也是有着几分焦虑的，但无奈干校农场的请假很难很难，真的是快临近考试了，才算请到了几天假。所以参加高考时一点都没有底气。

只记得，因为觉得自己考得不好，1978年的元旦，农友们都回家了，我不想回家，几乎就是一个人守着女生宿舍的那排小平房。元旦一早，我父亲冒着严寒来到干校农场，告诉我说，考得不错，应该可以录取的，才稍微有些释然。有意思的是，关于高考志愿，之前填写时，父母亲指导我说，第一志愿填写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填写扬州师院中文系。可我觉得，南京大学对于我来说太遥远了，根本不可能的事，所以就自作主张的只填写了扬州师院中文系，结果那年扬州师院中文系好像是分片招生等缘故，以至于我沦落为无任何志愿的考生了。当我拿到江苏师院政史系的录取通知书，那是完全的意外和特别的惊喜！命运的转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只记得，因为觉得自己数学考的不好，结束数学考试后回到住的地方的时候，要经过一座农村的那种很高的桥，我就把直尺、圆规等考数学用的文具全部都丢入了河里，当时那泛起涟漪的情境多少年以来一直会出现在我的梦境中。不知道是不是一种决一死战的信念在作祟。这么多年来，我在从事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工作中，特别能理解高三孩子们的心理。因为我常常会想起自己高考时的那些焦虑、担心和无助。

只记得，那年的高考，我们干校农场走出了三人。一名男生去了北大法律专业，和李克强总理成了同学；我去了苏州，走进了江苏师院之门，成了一名老师，还有一名男生去了无锡的一所大学。我们三人成了干校农场最早离开的。

十年前，苏州日报的记者曾就高考之事采访过我，有个问题我的回答至今还记得很清楚，这句话后来成为这篇采访的结束语：

　　“那时候，我们都只是纯粹地想学、爱学、去学，没有过多的功利性。黄辛隐用了‘纯粹’两个字来概括她的大学学习”。

真的，多少年过去了，关于高考我已经忘却了很多，却记住了那年的寒风。我清晰的知道，人生中，经历过这样的寒风，各种各样的风其实也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