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突然火爆的上海名媛团、求富婆包养与最近突然火爆朋友圈的“打工人”事件，都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甚至形成了一股社会潮流。但这些事件并非最近才出现的，无论是奢侈品拼团还是打工人事件都是早就存在的社会现象，为何最近爆出迅速火遍全网，甚至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由时间所带来的社会人群轮换所产生的必然现象，也是互联网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互联网带来的观念变化
以2020年而言，职场与社会主流人群，已慢慢从之前的60/70后向80/90后人群转变，80/90作为伴随互联网成长的一代人，其行为、思想等必然深受互联网影响，同时这代人也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这导致是社会成功阈值的不断提高。尤其互联网的存在，虽然给了更多人发声空间，却也不可避免成为一部分富人自我展示、自我营销的平台，因为互联网的虹吸与头部效应，使这些富人的展示被更多人关注。在经济快速增长，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富人也须通过对自身财富的展示来扩大影响力以此获得更多利润机会，例如各类网红、微商等头部流量必须通过对自身财富的展示来吸引更多人加入赛道，以此来维持整个行业活力，从而保证自身优势。在这种氛围下，公众的成功阈值不可避免的被不断提高，这种趋势是互联网所固有的无法改变的特点，因为互联网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声音的放大器。
成功阈值拉升
互联网的种种特性既形成更为多元的环境，也塑造更为严苛的标准，例如互联网出现之前，你无论处于二三线城市还是一线城市，你的某位同学通过个人努力良好家世等各种有利条件，经过奋斗创业成功，功成名就，但这些信息对你来说并未造成很大影响，因为信息闭塞，你只是通过他人之口得到消息，你同学的成功、有钱、奢侈是抽象的，只是成功的模糊概念。对你而言，成功的定义是自身周边同阶层人所定义的，与自身阶层相比，这种成功虽然困难但并不是触不可及，例如50/60年代的老四样，万元户、70/80年代的高管，公务员等，基本局限于当时的眼界与周围环境。但互联网到来，富豪的各种生活细节被详细清晰展示，大部分人第一次隔着屏幕见识了真正富豪的生活。同时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带来了各种机遇，造就了一大批富豪，虹吸效应与幸存者偏差，使得大部分人被富豪的生活所吸引，潜移默化之下导致整个社会成功阈值提高。根据人类学观点，所谓成功其本质是争夺更高的社会排序，是一场关于社会排序的激烈厮杀，互联网则让这种厮杀更为惨烈。互联网出现前，你只需要跟自己周围、自己所在城市的人进行排序，互联网出现后你必须跟整个中国，甚至整个世界进行排序，这导致整个社会成功标准提高。这种提高是一种不可逆的社会观念变迁，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标准提高不是顶层提高，而是整个社会中位数标准的提高。由于互联网对信息的放大与马太效应，对这个中位数的判断出现严重偏差，中位数标准明显偏高。大部分人对自身、爱人、儿女的要求，基本都处于中位数区间，认为自己不要求成为哪种顶尖人物，但成为中位数还是大多数的希望，由于中位数整体偏高，使得标准逐渐超出了社会整体承受阈值，例如如果80/90年对成功的要求是成为高管，年薪十万、百万这种要求虽然困难，并不是全无希望，但现在成功的标准已逐渐是个人财务自由，这种对财务自由的要求根本超出了承受阈值，因为财富自由本来就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事情，但随着社会整体标准的提高，这种要求甚至被当成社会的中位数，这无疑超出了承受极限，击穿了阈值，而这也是当今出现此类事件的重要原因。
过高标准带来的影响
面对社会整体成功阈值的提高，各类人群均受影响，认为这是成功的定义，但由于此标准过高，大部分人根本无法达到，因此衍生出来种种应对措施。一部分人认为，如果这是社会所定义的成功，依靠自身力量无法实现，那就采取曲线策略，通过嫁富豪、钓凯子、找富婆包养等各种方式实现目标。但这种曲线战略是需要启动成本的，且各类奢侈品的投入产出比不高，对个人而言仍然是高支出，高风险，需要找人分担，这种简单的经济学逻辑促成名媛群的诞生。另一部分人，则通过打工人来激励或者自嘲，如果所在公司靠谱且增长迅猛，那么打工人激励鞭策自己与公司共同成长，以获得公司股权等方式实现从打工人到拥有者身份的转变，从而完成财务自由，实现社会所定义的成功。如果公司不靠谱，行业不景气，公司无法保障员工利益，员工也可通过打工人自嘲，使自身与公司分割达到内心自洽，以更平和、更理性的打工者心态，评估自身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否要跳槽、是否要换行业、是否要开展副业，是否有希望通过这些方式实现财富自由，以获得社会意义上的成功。
人群轮替，互联网发展，整个社会成功的标准阈值自然不断增高，逐渐高到大部分人无法企及。但新时代的互联网人，通过特别的方式，缓解自身压力，通过更为理性的计算和思考来衡量自身价值。在整体观念的大变更中，企业一定会受到冲击，产生不适，甚至出现无从管理的情形，但长期来看，这是社会变化的必经阶段，企业必须学会去适应。同时从长远看，企业面对一群更理性更有明确期望目标的人群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