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学者，在那个思想有罪的年代，在“奥斯维辛”时期，选择了精神上的不服从，选择了在思想上保有自己的对于现实的批判力。为了对抗现实困境，他希望有超越现实的想象力，以为选择这一论题——诗、语言、永恒、想象力——可以为生存主体提供一个自由的空间。他凭着叛逆感和精神饥渴感，闯入了这一领域。不可否认的是，这诗学和语言哲学的确为他提供了超越的、极为广大的精神空间，他因此得以逃离那个年代的陈词滥调，得以选择一种“非阉割的生活”，得以逃离失语处境。
可是，“奥斯维辛”之后，这一切变得不再真实。
他受到了诗歌的良心的起诉。他无法再让自己信服——“我是一个反抗者”——这一幻想的角色。一切都变得虚假了。连诗歌对于美、对于意义的追求，连诗歌对于苦难的净化，也成为了极为野蛮的举动。因为，诗歌通过赋予罪恶的苦难以意义，通过升华和净化痛苦，是在另一维度上认同了这种罪恶。诗，不能再通过超越而被谅解。
他，于是，处于一种苦痛中。当另一位热爱诗歌的好友，曾经流亡、坐牢的好友，消失了两年之后，问他是否写了诗时，他觉得：
就像置身一个私人法庭接受一种审判。就像是否偷了什么东西。那些诗就像一种可耻的罪证。
他发现这一场景发生在两个热爱诗歌的好友之间，是一种多么奇怪而尴尬的处境。因为“十年前他们在大学里交换彼此习作时远没有想过今天”。远没有想过，一个流亡、获罪、坐牢，一个仍偷偷地写下了几首诗。他想要说：
没有法制的社会里，所有的地方都是监狱，所有的地方都是流放地。
可是，他没有说出来。因为在此刻，面对刚刚出狱的好友，这样的话是矫情的。
现在这位诗人和学者，把他的编年札记发给了我，他说这是他愿意让少数人看到的。在这些篇章短小的私人札记，甚至可以说是私人忏悔录里，我才发现他的内心的争吵和苦痛是这样的繁密和深切。这是我在他其他已出版的文章和书籍中同样能看到、但只能隐晦找到的。
可是，看完我只是痛苦。
我将这一个人的历史——内心苦痛的历史，和这几十年的罪恶历史，也背负在了自己身上。我的确愿意去想象历史，可是这么一个具体的个人的历史，因为太过真实，太过严酷，我只是冷汗冒出，浑身颤抖。我隐约感觉我也是有罪的。在这话语里，一个具体的历史中的人的苦疼、羞惭和内疚，竟让我也觉得自己苦疼、羞惭和内疚起来。而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却有种想要赎罪的欲望。虽然我没有经过这历史，没有走精神上的逃离路径，更没有去迫害别人，我甚至没有经历过“所谓拥有批判力”的八十年代，我只是九十年代初才来到这个世界。可是，我却也感到身上的原罪，似乎安稳地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欢乐祥和”的世界里，对于历史中的人——饱受苦楚的人——来说，是一种严重的冒犯。
我想要去告诉他，我也有罪。可是就像他面对他的好友一样，在这个时刻，说这样的话，是矫情的。
这罪恶也变得有等级起来，被迫害者——幸存者——未经历且不了解者。我处于最后一等，然而我的罪却最高。说出这样的话来，仍然十分矫情，仍然有一种可笑的荒诞。我的心里不安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