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云海清清
当我蹭着墙根从吴家窑的一条南北胡同走过的时候，也就约莫五六岁的光景，胡同尽头连着围墙的是六根叔家的后院，一棵歪脖子的青枣树缀满了密密麻麻的果子，几个半大小子正一个个架着脖子蹿上了墙，抱着树干猴子般麻利地爬了上去，不一会功夫，连打带摇，清枣子哗啦啦掉了一地。
嘘声加上偷笑声终究被耳朵灵敏的桂枝婶儿给逮住了，她提溜着一根半人高的木棍，撅着肥嘟嘟的屁股蛋子骂骂咧咧地冲出了厚重的黑木板门，一看到枣子落了满地，瞬间脸黑的跟个关公似得，不管三七二十一，操起木棍就朝树上劈去。
那爬上树的小子就哧溜溜朝下滑，一不小心裤衩子都被枣树枝勾住，免不了回家被父母一顿暴揍，不过幸好，同来的小伙伴还是在一个墙角旮旯里分了甜甜的枣子，自然是上树的分的最多，嘴里面是甜甜的滋味，屁股还红肿得老高，这是童年常有的事情。
我的父亲那时候还是个年轻力壮，脾气暴躁的红脸汉子，不知道为啥在这吴家窑我们的辈份这么大，比六根叔还小两岁的奶奶还是六根叔的婶子，我就记得那些年我上大学的日子，竟然被人喊做五老爷，后来谈了女朋友，这称呼更是让我羞于启齿，干脆不叫也罢。
我父亲那时候拉着架子车，上面坐着我和妹妹，一路颠簸，去省城回来的时候推了一辆暂新的自行车，没人会骑，便是父亲也继续拉车，我和妹妹坐在上面，身上盖着麻袋，摇摇晃晃睡了过去。身体瘦弱的母亲推着半高的自行车走着，一家人高高兴兴，临近家门了，竟然还在走乡串巷的小贩跟前买了一大包米花糕。然后吃的满手满脸黏糊糊的又一头倒在炕上。
吴家窑的人几乎都不姓吴，大多是外来户，从那条胡同分两边，分别住着十多户人家，走出胡同一直朝前走，是一个几十米的白石拱桥，桥下还流着水，几十年前的时候，那水还是大家洗衣服，吃水的地。这条河水不甚宽广，但是还算比较深的，岸边参差不齐，一到春季，绿油油的的草就铺满了河岸。
六根叔那时候已经得了严重的肝炎，一条腿听说是在打土匪的时候骨折了，所以一直躺在外面靠近门的一个土炕上，我见到他的时候，他脸色蜡黄，头发已经花白，额头上还有一连串的老年斑，只是那头发还一根根直立在头顶上。
我那时候很怕他，他听到我在外面说话，总是大声训斥，我看到她的大儿子张宏阳端着一个绿色蓝沿的洋瓷大碗走进了房子，然后哼哧哼哧地把六根叔抱起来，我就站在门外，那木门框上并未挂门帘，六根叔穿着灰黑色的薄棉袄坐在炕上，他的身板特别瘦，但是棉袄整整齐齐地扣着，一个扣子也没落下。六根叔抖抖索索端起了碗，他吃的很慢，我就这样看着他，那一次，他竟然破天荒让我进去。
我害怕他的病，不敢去，我母亲那时候告诉我肝炎是传染的，但是我看见张宏阳进去并没有戴口罩，很多年后，当张宏阳从镇长的位子退下来的时候，我竟然看到了他跟他父亲得了同样的病，他的脸竟如同我当初看见他父亲的时候一样。
桂枝婶儿的身体一直很好，她喜欢我去她家，她们家三个小子，她结扎了，也没再继续生，不过她把儿子有时候也当闺女使唤，我就知道她家的二娃子，也就是张宏亮从小就会擀面，她也经常提起，说是亮亮打小就站在板凳上给她擀面。桂枝婶儿最常招待我的就是把熟油和盐夹到馍里，我其实挺讨厌那个吃法，没有一点味道，甚至还透出一股生油的味道。可是那时候油很少，她以为这是给我最好的待遇。
桂枝婶儿原来是大县城的一个富家小姐，怎么就嫁给吴家窑这个小地方的一个农民了呢？这话说来有点长。
这六根叔当年是个学唱戏的，所以识得不少字，跟着戏班子走南闯北的，不料到了一个地方之后，竟然被国民党的一个团给拉去了，拉去之后，知道他是个唱戏的，便留下了继续为团里服务，后来，军队急行军，也没人顾得上再听戏，他这个识文断字的人也变成了团里的文书，忙时帮助团长写文件，写计划，写稿子，闲时偶尔也会写写文章。只是那时候蒋介石的军队已经战败了，这支队伍后来就被新四军收编了。收编之后，六根叔继续做他的文书，这一做，就是几年，他们的队伍也正好驻扎在省城的这个地方。
当年的六根叔也是个帅小伙，浓眉大眼，脸型方正，身板很直，再加上也算是文化人，这队里就开始给他介绍对象，当时还在学校教书的桂枝婶儿就相中他了，那时的桂枝婶儿可没那么胖，身材高挑，两条油亮的大辫子，往那一站，就吸引了六根叔的眼神。六根叔那时候也有一个很文艺的名字——张凯清。这两人于是就在那里简简单单办了婚礼。
不久之后，队伍解散，要求回原籍，六根叔倒是回家了，可是他本身就是个孤儿，家里那时候连个亲戚也没有，于是就一路朝北，最后来到了吴家窑这里。扎了根，落了户。
那时候的整个吴家窑还是很看重这些当兵回来的人的，再加上他是个文化人，人也机灵。就给他在吴家窑安排了一个差事。桂枝婶儿从那时起也就没再教书，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