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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洗浴中心的一天,是从我换拖鞋开始的。
早上八点半,我踩着那双洗得发白的塑料拖鞋,推开玻璃门,先擦前台,再拖大厅,最后烧水。干了十二年,闭着眼都知道哪个喷头爱漏水,哪个搓澡床的弹簧吱呀响。
来洗澡的人杂。有老头,有小孩,有刚下夜班的工人,也有穿貂皮大衣、踩着高跟鞋、指甲盖比我还长的贵妇。
但最让我琢磨不透的,是那几位大姐。
她们不挑日子,不挑时间,有时候下午两点来,有时候晚上九点来。进门不声不响,刷卡,拿手牌,直奔女宾区。不搓背,不按摩,不点果盘,就泡池子。泡完,自己带搓澡巾,在淋浴间随便冲冲,然后——上二楼。
二楼是休息区,有躺椅,有电视,有茶水,但没人看电视,也没人喝茶。她们往角落一躺,手机调静音,一待就是两小时。
我问过一次。
那是个下雨天,大姐姓王,四十出头,烫着大波浪,穿件米色风衣,进门时鞋跟还沾着泥。她泡完上来,照例躺最里面的位置。我给她倒了杯红枣茶,忍不住问:“王姐,您这每次来,就泡个澡,也不玩别的,待俩小时,图啥呢?”
她看了我一眼,笑了。
不是那种敷衍的笑,也不是尴尬的笑,是那种“你懂个屁”的笑。
她没回答,把手机翻过来扣在胸口,闭上了眼。
我讨了个没趣,转身去擦桌子。
直到去年冬天,我才明白那笑是什么意思。
那天晚上,我值夜班。快十点的时候,王姐又来了。她那天没化妆,眼圈发黑,风衣皱巴巴的,像三天没换。她泡完上来,没躺平时那个位置,而是选了靠窗的。
我给她送茶时,听见她打电话。
声音压得很低,但我离得近,听得清。
“……妈今天又闹了,非说我把钱给了弟弟……我弟买房差二十万,我能怎么办?……我不去,去了又是一顿骂……他喝多了,在家砸东西……我儿子作业还没写完……”
她说着说着,声音就哑了。
我假装擦玻璃,没动。
她挂了电话,坐在那儿,盯着窗外看了很久。然后从包里掏出一支烟,点了,吸了一口,又掐灭。
那天她待了三个小时。
走的时候,她经过前台,突然停住,看了我一眼,说:“小刘,你说,人活着,是不是就得忍着?”
我愣了一下,说:“忍不了的时候,也得忍。”
她点点头,走了。
从那以后,我开始留意那些“奇怪”的大姐。
有个姓李的,每次来都带个保温桶,泡完澡,把保温桶放在休息区,两小时后带走。有次保洁阿姨收拾躺椅,发现底下掉了几粒药片。我捡起来一看,是抗抑郁的。
还有个姓张的,五十多岁,退休教师。她每次来都穿得很体面,但手腕上总有淤青。有次她搓澡时,我听见她跟搓澡工说:“别碰我胳膊,疼。”搓澡工问咋了,她笑着说:“撞门框上了。”
那天她上二楼,没躺,就坐着,翻一本杂志。翻了两个小时,一页没翻过去。
我后来才知道,她老公年轻时是厂里的先进工作者,退休后天天喝酒,喝多了就打她。她不敢离婚,怕丢人,怕儿子在单位抬不起头。
她来洗浴中心,不是为了洗澡。
是为了那两小时。
那两小时里,她不用做饭,不用挨骂,不用听儿子抱怨工作,不用接婆婆的电话。她就坐在那儿,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杂志,假装自己还是个有生活的人。
王姐也是。她老公在外地打工,一年回来一次,钱全寄给婆婆和弟弟。她自己开个小超市,起早贪黑,赚的钱还不够填家里的窟窿。她来这儿,是为了躲。躲婆婆的唠叨,躲弟弟的索取,躲儿子叛逆期的顶嘴,躲那个永远还不完的房贷。
那两小时,是她一天里唯一属于自己的时间。
泡澡是借口,搓澡巾是道具,二楼的躺椅是避难所。
她们不是来洗澡的。
是来喘口气的。
我干了十二年,见过太多这样的女人。她们穿着体面的衣服,涂着口红,踩着高跟鞋,看起来光鲜亮丽,可一进休息区,往躺椅上一躺,那口气就松了,像泄了气的皮球。
她们不说话,不抱怨,甚至不哭。就静静地待着,待够了,再把自己重新捏成那个“贤妻良母”“好儿媳”“坚强女人”的样子,走出去。
我有时候想,要是洗浴中心能开个“两小时静室”,不收钱,就摆几张躺椅,放点轻音乐,估计能坐满。
可惜没有。
所以她们只能借泡澡的名义,来偷这两小时。
王姐后来不怎么来了。听说是她弟买房的事闹大了,她妈天天去她超市门口哭,她老公也回来了,两个人吵了一架,她摔门走了,再没回来。
李姐还在来,但保温桶换成了药盒。
张老师的淤青少了,听说她儿子把她接过去住了。
我还在擦地,烧水,换拖鞋。
只是现在,再有大姐泡完澡上二楼,一待就是两小时,我不再问了。
我给她们倒杯茶,轻手轻脚地走开。
那是她们的两小时。
谁也别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