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抑郁者从未有过自杀倾向，很多自杀者也不抑郁。抑郁和自杀二者之间不存在某个简明的等式，它们不是一个引起另一个，而是经常并存、相互影响的独立体。只有我们规定自杀倾向是确定确诊抑郁的充分条件，这时才能说自杀者总是抑郁。
自杀倾向一直被认为是抑郁的一种症状。事实上。它可能是与抑郁同时存在的另一个问题，自杀倾向相对于抑郁的独立程度至少与物质滥用是相同的。
抑郁的严重程度与自杀的可能性之间不存在很强的相关性。有些自杀事件似乎发生在轻性抑郁期间，而有些人身处绝境却依然坚持活着，自杀并非是艰难生活的极点。它来自超出心智和意识的某个隐秘之处。自杀倾向像是一种强大的病菌，侵入并占据一个人的身体。自杀不是被动的结果，而是行动的产物。自杀需要坚信糟糕的现状永远都不会改善，还需要充裕的能量，强烈的意志，至少也需要一点冲动。
自杀者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人自杀时并不细想自己在做什么。对他们来说，自杀就像呼吸一样急迫而无法避免。这类人最是冲动，最可能受特定外在事件的刺激而自杀，他们的自杀很可能是突然发生的。第二类人几乎迷恋着舒适的死亡。他们在奔向死亡，他们追求的不是存在的终点，而是湮灭的显现。第三类人的自杀出于一种错误的逻辑，似乎对于无法忍受的问题，死亡是唯一的逃脱之路。他们考虑自杀的各种选项，制定计划，做笔记，关心实际方法，仿佛在安排一次度假。他们通常相信，死亡不仅会改善他们的处境，还能解除爱着他们的人的负担。最后一类人的自杀基于合理的逻辑，这些人因为身体疾病，精神不稳定或者生活际遇的改变，不愿意再承受生命的痛苦。他们认为未来可能获得的愉悦已经不足以补偿当下的痛苦。他们对未来的预测也许准确，也许不准确，但他们不被蒙蔽，再多的抗抑郁药物或治疗也无法改变他们的决心。
躁郁症患者会有一半试图自杀，重性抑郁者有1/5。首次抑郁发作的人尤其可能试图自杀，而经过几轮发作的人一般都学会了在这样的循环中活下去。几乎所有自杀身亡的人都有达到诊断标准的精神障碍或物质滥用问题。
涂尔干提出，自杀虽是一种个人行为，但源自社会因素。任何一起自杀事件都是精神病理的结果，但精神病理性的自杀倾向经常出现，似乎就与社会建构有关。在社会群体中，自杀的传染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一个人自杀了，就常有一批友人、同侪会效仿，青少年尤其如此，自杀的地点会一次次发生，自杀似乎带着死者的诅咒: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日本的三原山、铁路线的特定路段等等。如果有人已经有了自杀的倾向，又看到一则自杀的消息，就很可能会走出最后一步。看来，减少对自杀的报道会降低自杀率，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谈论自杀的人最可能自杀，试过自杀的人还可能再试。事实上，预测实际的自杀，最佳指征就是之前是否有过自杀企图。
SSRI是世界上最常见的一类抗抑郁药，但是没有一种SSRI接受过预防自杀效能方面的监测。在其他药物中，锂盐接受的测试最为严格:自行停止锂盐治疗的双向障碍患者，自杀率会提高16倍。有些药物会减轻抑郁，但是很可能提高自杀的动机。因为药物能减轻抑郁的麻木迟缓，但是同时可能启动自我毁灭的机制。电痉挛疗法可以立刻减轻急性的或妄想性的自杀冲动。一项研究表明，对于同样严重的抑郁患者，接受药物治疗的人自杀概率比接受ECT的患者高九倍。
与涂尔干大约同一时期，弗洛伊德提出，自杀常常是对他人的谋杀冲动转向了自身。弗洛伊德提出，“死之本能”总是与“生之本能”处在不确定的平衡中。这种魔力确实存在，也必然要为自杀负责。弗洛伊德写道:“这两种本能或彼此对抗，或相互结合。因此进食的行为是要毁灭食物，而最终目标又是与食物融合为一体。性行为是一种攻击性行为，目的却是要最为亲密地结合。两种基础本能同时发生，又相互对抗。由此产生了生命现象的所有变化形式。”这里，自杀就是生存意愿所必需的对立面。卡尔.门宁格写过大量关于自杀的文章，他说，自杀需要同时有“杀人的愿望、被杀的愿望，以及死的愿望”。
真正的自杀企图通常是由外界压力引起的，往往包括饮酒、患急性疾病、遭遇负面生活事件等情况。一个人自杀倾向的程度是由性格、遗传、童年和养育经历、酗酒或其他物质滥用、慢性疾病、胆固醇水平等决定的。既然压力导致血清素渗漏，低血清素会提高攻击性，而高攻击性又会引发自杀，那么不难想象，压力型抑郁是最易引发自杀的类型。
最近的研究发现，自杀和父母的死亡有紧密的联系。有一项研究指出，在最终自杀的人里，有3/4在童年时期经历过某位至亲，多数时候是父母一方的死亡，因而受到创伤。在人生的早期无力处理这样的丧失，会导致他们整个一生都无力处理丧失。失去父母的少年往往会内化为指责，终止自我价值感，他们可能也会放弃自己的客体恒常感:如果一个人如此依赖的父母都可以说不定哪天就这么消失了，那还有什么可以信任的？在同样条件下，一个人丧失的越多，就越可能毁灭自己。
对自己的学业有很高期望的少年，如果没有达到自己或父母的期望，也可能会自杀。学业优良的青少年，自杀情况比他们抱负较小的同辈更为普遍。青春期开始时及随后几年的荷尔蒙失调，也是青少年自杀的重要先决因素。
在战争中，在劳改营，在恐怖时期，人们考虑死的频率要比在正常生活中少的多。一位战争幸存者提到这一点，确认了这个看法:“我们那时要反抗那些让我们活的更痛苦的人。”他说，“一旦生命被夺，就意味着我们失败了。我们下定决心，不能让压迫者得逞，要强大地活下去。在困难面前，我们的求生欲会变得会更加强烈。但是当没有什么要反抗的时候，我们活着的原因就必须来自内在的自我，而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自我已经被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