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
东林党形成的同时，其他一些非东林党官员，也逐渐形成几个按籍贯而分的朋党：以浙江人为主的浙党，以山东人为主的齐党，以湖北、湖南人为主的楚党。浙党实力最强，党魁沈一贯、方从哲先后出任过内阁首辅。由于东林党太过于强大，其他三党不得不抱团共同对付东林党。
斗争一开始是通过“京察”，即官员的定期考核。原本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走走过场的东东，由于党争，“京察”就演变成攻击的手段。东林党人先出手，对人不对事，于是，非东林党派系的官员多受打压。三党马上以牙还牙，联合起来，对东林党下黑手。这样一来，原本学术之争，转身一变，成了政治斗争。
渐渐地，双方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从立太子争国本开始，围绕“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展开激烈的斗争，随着泰昌、天启继位掌权，东林党大获全胜，三党惨败，内阁和六部就被东林党把控，成了东林党人的会所。于是，三党找到了一座大靠山——魏忠贤，后来他们有了统一的名称——阄党。
党争不是明朝特有，中国历代都不乏党争，东汉的党锢之祸，唐代的牛李之争，宋代的新旧之争，清末帝后之争，不一而足，比比皆是。
党争其实是一个很自然、很正常的政治现象，每个官员在水深似海的官宦生涯里，多少都有种天然的不安全感，毕竟个人势单力薄，总希望能有个集体、有个组织、有个港湾可以依靠。自然而然，或因地缘，或因人缘关系而抱团，形成一个个团体，一个个组织。
当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小团体常有，而要结成党，形成有组织、有规模、有威胁的政治集团，则需要一定的时代背景来酝酿，一定的时间来沉淀，因此大规模党争多是出现在王朝末期。
凡是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分歧，有分歧就会有斗争，有斗争就会有强弱，有强弱必然会抱团，抱团大了，就是结党。因此，党争不可避免，也难于杜绝，因为这是由人性所决定的！别说大到国家，就是你我所处的小小公司、小小单位，也常有分帮划派的迹象。
党争也不是一无是处，可以削弱专政，抑制独裁，防止一党独大。因此，历代最高统治者反感结党，却往往不得不利用党争，因为党争可以起到制衡作用。有了党争，统治者反而可以轻轻松松地坐在一旁，观虎斗，收渔翁之利。
因此，现代政治文明根本不杜绝、排斥党争，反而是把党争合法化、制度化，斗争的方向也从原来的“对人”变成“对事”，对国计民生的建议、政策和执行上，把党争输赢由君主变成由民众或选民来决定。党争既然合法，那么党组织自然也合法，所以，我们才有了“结社”的权利。
只不过，现代政治文明的“结党”并非因地缘、人缘，而是因各成员抱有相同或相近的政治理念。这就是现代政党制度的雏形和基本原理，跟党争不能说没有任何传承关系，起码道理是共通的！
“明实亡于党争”这句话当前很流行，接下来还有一句话：“明实亡于党争，始于东林党”，这两句话几乎给明朝灭亡的原因定了调，经常被引用。理由是由于党争，削弱了国家的整体行政能力，窝里斗的结果两败俱伤，最后导致了王朝的灭亡。而东林党最先结党，而且是明朝最大的朋党，因此得出了结论——东林党是明亡的罪魁祸首！
这样的观点现在很有市场，颇受欢迎。然而，关于明朝灭亡原因曾经有市场，受欢迎的还有不少，随便列举一些：
“明实亡于天启，实亡于万历，实亡于嘉靖”，说的是明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嘉靖、万历、天启三皇帝不上朝、不作为；
明亡于天灾、亡于流寇，没有旱灾，西北就不会出现歉收，不会出现大量流民，不会出现流寇，不会出现李自成、张献忠，尽管这些都是现象不是成因，但毕竟也是造成明朝灭亡最直接事由；
明亡于外侵，这也是事实，没有满清的入侵，明朝也不会那么早亡；
明亡于财政政策，这也有道理，经济上的通货紧缩导致中央政府无银两可赈灾、可供军饷；
“吾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诸臣误我，凡文官皆可杀”，明亡于文官，这是崇祯的说法；
明亡于宦官乱政，这也是事实之一吧； 明亡于崇祯，崇祯刚愎自用，刻薄寡恩，自毁长城，擅杀袁崇焕；生性多疑，不敢担当，白白误过南迁；
明亡于气数，这是《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年明月的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其实等于没说，什么是“气数”，本身就太“玄”，说不清楚。
只是简单一罗列，明朝灭亡的原因就有近十种，而且都说得很肯定、很唯一，特别是明亡于党争。可是，到底哪一个才真正是明朝灭亡的原因呢？
众说纷纭，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独立成因，一定片面不科学，因此，明朝灭亡是因为各种特定的历史因素总巧合，具有很强的历史偶然性。 但如简单地说，明实亡于党争，看似有理，其实就是扯蛋；说“明实亡于党争，始于东林党”，那更是瞎扯蛋！ 在我看来，明朝灭亡虽然有很大的偶然性，但长远看也是必然的，如果非要给一个总结性的原因，那就是——制度！
正是运行了两百多年的王朝制度，强大的历史惯性使得这个王朝的种种弊端积重难返、不可逆转，只是恰好集中在崇祯，在这个不算坏却很倒霉的皇帝执政时，一个个爆发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