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的窗子朝西，下午三点后，阳光会从铁锈斑斑的防护栏间斜斜照进来，落在地砖上，像是某种漫长的倒计时。
那天光线特别柔，暖洋洋地扫过病房的每个角落。我闭上眼，任由光影落在脸上，感到短暂的错觉——像是坐在从前老屋的阳台上，窗外是金灿灿的稻田，风吹过稻穗，沙沙作响。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我还在乡下的中学教书，每天早晨骑着那辆绿皮永久自行车进校。我的女儿李如初才刚刚上小学，放学后总喜欢跑到我办公室写作业，用粉笔在黑板上写错别字让我改。
她笑起来的时候，牙齿还没长齐，眼睛弯弯的，总问我：“爸爸，长大了我能当作家吗？”
我说：“当什么都行。”
有一年春游，班里要带学生去山上写生，我带了相机给他们拍照。那时学校刚换了新校服，蓝白条纹，孩子们站在一片金黄油菜花前，个个笑得傻气。我给每个孩子洗了一张照片，贴在教室后墙上。现在想来，那些脸孔多半早已散落各地，有的出国，有的下岗，有的成了谁的父母。
只有我，还记得他们那时候的模样。
“你以前是干什么的？”
林青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她坐在病床上，披着那件灰色外套，眼神平静，却不像在打听，而像在打捞什么东西。
“教书的，语文。”
“哦。”她点点头，嘴角动了一下，“怪不得你讲话不像别的老人。”
“哪不一样？”
“你说话像有人在听。”
这话说得我一愣。她继续翻她那本笔记本，用铅笔轻轻划着一行又一行。我一直想问她在写什么，但又怕打扰。
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说：“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写东西。”
“诗？”
“日记。”她微微一笑，“后来不写了。有人说，写得再多，也换不回来什么。”
我没接话。她低下头，眼睫长而浓，像两只黑色的小羽毛伏在眼皮上。
我想起了那本女儿小时候写的日记，被我无意中看到。那一页她写着：“今天妈妈又跟爸爸吵架，我躲在被子里没敢哭出声。可是明天是语文考试，我不能不写作文。爸爸说，要写‘我最喜欢的一个人’，我还是写了他。”
那页字迹歪歪扭扭，我却看得鼻子发酸。
“你女儿来看过你吗？”林青突然问。
我摇头，“她不在这边，工作忙。”
“我儿子也一样。”她顿了顿，“但他总会打电话。”
我没说话。其实我已经记不清上一次听到女儿声音是多久前了。手机掉进浴缸后我没再换，住院用的是医院临时分配的号码。那个世界慢慢从我身边剥离，像剥一张旧皮，外头是光鲜的更新迭代，里头是陈旧、滞后的存在。
“其实我也有过手机瘾。”我忽然说，“有段时间沉迷短视频，看别人家狗狗猫猫，看姑娘在东北雪地里跳舞，看老头老太在广场上被整蛊，乐得肚子疼。”
“后来呢？”
“后来摔了一跤，手机摔碎了，屏也花了。我想，或许它早就想离开我。”
林青轻笑了一下，“你总能把东西说得像故事。”
“因为除了故事，我也说不出别的了。”
黄昏将至，走廊上传来一阵轻微的叩门声，是护工在推饭车。
今天的晚饭是稀饭和蒸蛋，没什么味道。我只吃了两口。
我看向窗外，阳光已经收进天际。那点金光也被铁栏隔断，像梦的一小片碎片，被压进病房角落，没人捡起。
忽然有点失落。不是因为疼，不是因为病。是因为我终于承认，过去那些日子，再也不会回来。而现在的我，只能在每一个这样的傍晚里，把它们一遍遍地挖掘、抚摸，像抚摸一块温热的墓碑。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摔倒是什么时候吗？”林青问。
我点头，“记得。那天是中秋节，我煮汤圆，转身去拿盐，一脚滑在洒出来的水上，整个人摔在炉子边上。那时候我就知道，我开始老了。”
“可是你还是煮汤圆了。”
“是啊，因为我想等女儿回来。”
林青静静看着我，眼神里像藏着一阵风。她没有说“她有没有回来”，因为答案她已经猜到了。
晚上护士来查房，我没有按铃，她还是来问了句：“李先生，今天怎么样？”
我说：“还好。”
她离开时，我看到她往我床尾的那张“高风险跌倒”标牌上又贴了一张黄色贴纸——写着“需特别关注”。
我没有问那是什么意思。
我知道，那代表我的状况在医院的某种系统里被归类为更糟糕了。可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忽然想把那些过去写下来。
在还有力气之前，在我还能把字一笔一划写清楚的时候。
我拉过床边的纸笔，迟疑了一下，写下第一句：“我在黄昏时摔倒，那时春天的光很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