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清晨六点钟被推进这间病房的。
那时候天还没亮透，走廊的灯光昏黄地亮着，像是某种长年不熄的殡灯，投在脚边，影子稀薄得仿佛随时会断掉。护士推着挂点滴的支架，轮子在地砖上哒哒作响。
“到床位了，李先生，先躺下休息，待会医生查房。”她说话带着职业性的温柔，却不带感情。像说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和身体，不是我。
我闭着眼，任他们把我推上床，再三叮嘱什么“不要下床，有事情按铃”，然后关上灯，房间归于黑暗。
我睁开眼，盯着天花板上密密麻麻的小裂纹，看了一会儿，头开始晕。我偏过头，看到床边挂着一张牌子，上头红色的大字写着：【高风险跌倒患者，请勿擅自下床】。
我差点笑出声来。跌倒，这词多好听，轻飘飘的，像是孩子不小心在草地上摔了个屁股墩。可我知道这不一样。我不是摔一跤，我是一路往下滑，滑进身体的空壳里，滑进记忆的盲区。
我动了动脚趾，感觉像是在跟两块冻僵的木头对话。我不记得上一次能自然走进厨房是什么时候了，那次摔倒是在洗衣间，我躺了整整两个小时，直到邻居来敲门，我才被救出来。
之后我就学会了闭嘴，不再告诉别人我摔过几次。
护士说这叫“观察室”，但病人们都明白这是一种临时收容。病房像一间仓库，排满了等待处理的肉身。窗子关得严实，空气里混着消毒水、汗的味道，还有死气。
我的病床靠近门口，是最容易被巡视、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位置。护士进来时会瞥一眼我头上的床号和电子腕带，但很少跟我对视。我猜，他们害怕看到眼神里的东西。
房间里还有三个病人：靠墙那位戴着氧气罩，年纪比我还大，一天到晚迷迷糊糊，时不时咳嗽几声，像枯枝刮着沙地；中间那个年轻些，左脚打着石膏，看起来像是车祸留下的伤，整天看着手机，也不说话。
最靠窗的，是一个女人。
她大概五十岁上下，披着一件灰色的羊绒外套，一头卷发像还没来得及打理。她一直坐在床边，没有躺下，手里握着一只笔，似乎在写什么。但从我角度看不到纸张上的内容。
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是她抬起头来，朝我这边看了一眼。没有笑，只是淡淡地看着，像确认一个不重要的数字。我本想点头示意，但她已经转开了眼神。
她的眼神跟这个病房一样，不带情绪，只剩下等待。
后来才知道，她的名字叫林青。
住进来第三天，医生终于愿意多说一句话。
“你目前的问题是低钠血症，还有心律不齐。得住几天，观察下。你有没有家属？联系人我们还没接到回复。”
我“嗯”了一声，假装没听见后面那句。家属？不提也罢。女儿在外地，电话打不通或者没空接，老伴走了八年，连骨灰都没带回老家。
医生翻着病历，像在浏览一份仓库清单。他念叨着血压、血氧、心电图指标，语气平稳，不带情绪。
“你最近有没有头晕、视线模糊？”
“有时候。”我说，“不过比不上三年前那次。”
他点了点头，像是听惯了各种半真半假的病人陈述。
“李先生，请记得按铃，有事不要自己下床。” 护士又叮嘱了一遍，然后她指了指我床边那张红色的牌子，声音微顿了下，“你是高风险跌倒患者，记录上写着你在家已经摔倒过两次。”
“是三次。” 我轻声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点点头，低声说：“我知道了。”她看了我一眼，终于在离开前，露出一个有些复杂的表情。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并不只是一张病历号，而是真实地存在着。
那天下午，我试图从床上坐起来，扶着点滴架站起来。腿软得像两根劣质的竹竿，刚直起腰就有点眼前发黑。胸口像被什么东西揪住，呼吸也不顺了。
“喂。”是那个女人的声音。
我抬头，她正站在自己床边，望着我。
“你要去哪？”
“厕所。”
“按铃。”
“太慢。”
她轻轻叹了口气，“你会摔的。”
“你也摔过？”
她没回答，只是把她手边那张纸轻轻折好，放进抽屉。
“你是不是也在等一个人？”我问。
她看了我一眼，说：“等也没用。来医院的是病人，不是奇迹。”
夜里我梦见自己摔了一跤，躺在厨房的瓷砖上，听见女儿在门外拍门，叫我的名字。她还是小时候的模样，扎着羊角辫，穿着红色裙子，眼睛大大的，泪水挂在睫毛上。我想开口告诉她爸爸没事，可嗓子里一个音节都吐不出来。
醒来时天快亮了，我额头一片湿。
林青已经起床，坐在窗边。窗帘没拉，外头的天光像雪一样浅。
她看着窗外，背脊挺直。我突然想起一幅画——那是我年轻时候在书摊上看到的，一个女人坐在火车站的长椅上，等着永远不会来的列车。
她身后墙上的挂钟滴答作响，秒针像在嘲笑我们这些不敢睡得太死、不敢醒得太早的人。
我想问她：“你还在等谁？”
但我没问出口。我只是看了一眼床边那张牌子，上头的红字依旧醒目。
【高风险跌倒患者，请勿擅自下床】
我突然意识到，它不只是写给护士看的，也不只是写给我。
它写给每一个把自己拖进病房的人，看似还能走动，其实早已在跌倒的边缘游走。写给那些仍然执意等人的人，等着回音、等着雪停、等着一个可能不会再来的名字。
我闭上眼睛，听着远处走廊里推床的声音，金属与地砖摩擦的咯吱响，像一场无声的仪式。
我知道，我还没跌倒。
但我已经在等那一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