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学医，我希望我的回答是“我想治病救人”。
很惭愧，10年前我的想法很简单，我的高考分数上厦门大学可惜了，多出来的20分刚好去隔壁省读个医，1分都不浪费。以至于入学宣誓“志愿献身医学...”，我心虚不已。
我是羡慕那些来自医学世家的同学，有些甚至知道自己以后选择什么科。而我一直到实习，才知道做医生是什么样子。
本科实习第3个月，我顺带把自己送去住了院。自己办了住院、自己写病历、自己开医嘱、自己送血去化验。因为心率太慢，达不到手术标准，硬是上上下下爬楼梯，最后气喘吁吁地给自己做出一个合格的心电图。
教授怀疑肿瘤是恶性的，建议开腹手术，需要家属签字。我只好打电话告诉母亲，我要做一个很小的手术，让她来签个字顺便来广州玩。
然而一挂掉电话，我的孤独、无助、害怕，汹涌而来。
母亲在手术前赶到，我们一起去找主管医生，接受术前谈话。那一刻我才知道，术前谈话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情。医生太忙，匆忙地、不加解释地告诉患者与家属所有的、甚至更多的意外与不可控因素。我的母亲，她听到了一堆很可怕的名词，恶性、全切、出血休克、感染、化疗、生存率。从医生口中说出来是那么冰冷，像利剑一样刺进亲人的心。
而就在前一天，我以医生的身份，就是这么跟一个女患者进行手术谈话。那是我第一次的手术前谈话，我极力去显示我的专业性，谈话内容面面俱到，条理清晰，重点突出。不管不顾她母亲眼角边的泪。
这个女孩跟我同一天手术，手术都很成功。她做的是微创(腹腔镜)，术后恢复很快。第二天就起床探望吐出胆汁，呕得伤口裂开的我。在母亲躲起来哭的时候，她会来帮我润润嘴唇。还有同病房的大妈把她的佛珠放我枕头下，说能帮我渡劫。
那时我懂得，手术顺利完成不代表就完事了，病人的术后体验也是很重要。对于病人来讲，麻醉褪去后的疼痛、术后的呕吐、便秘、排尿困难，就是最难熬的痛苦。是需要医生与护士给予及时的处理。哪怕只是过来探查与慰问，也会让病人得到精神上的安抚。
在之后外科实习中，我主动担起整个病房病人的术后伤口换药、拆线，早早晚晚去探望术后的病人，告诉他们怎么翻身才不会痛、或者痛也要坚持翻身；告诉他们今天伤口渗液少了，长出新的肉芽；告诉他们不舒服可以找我，我叫小黄...
没有什么感同身受。你感受不到一直躺着的痛苦，每一次咳嗽与呕吐伤口撕裂般的痛苦，每一次翻身时内脏翻转似的绞痛。对于医生，已看过千千万万种术后痛苦的模样，并知道时间会驱走疼痛、带来康复。然而对于病人，当下的痛，就是过不去了。
我学医、读博、出国，被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会留院工作。然而正是因为我读博、我出国，我看到活着的千姿百态、各自安好。我选择离开中山医，回到十几年前我离开的美丽海滨城市，那里有我捡过贝壳的沙滩，还有等我回家吃饭的亲人。
我的导师，我最敬爱的导师，给与我足够的理解与鼓励，让我去追求另一种可能。她告诉我，不管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都要为自己负责，不要丢了自己。
何其幸运！我生命中有两座灯塔，一座照亮着我回家的路，一座为扬帆起航的我们闪耀，在迷茫时只要回头就能见到她坚定的指引。
我们也都是跌跌撞撞，可以是见风就长的野心家，或是一朝被蛇咬的农夫。我们有大把大把的时光，去犯错，去试炼，去长出羽毛，或者抽出弓箭。每个人都在认认真真地生活着，我和你，也要如是。
10年后，我穿上博士学位服的大红袍，在学位授予的仪式上再次宣誓，我以为我会心潮澎湃、理直气壮。然而我很平静，脑海里为宣誓词配上回放，最后以自己的名字结束。
像是一片波澜，躺在湖心里的释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