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最早出自于伏羲画卦。其所画的卦象既可以视为文,也可以视为画，因为在远古时期本来就是将图画与文字合而为一。太极等图，虽然系后世传出，但源流自然是非常久远。讲易时，应该一并涉及到太极、先天、后天等这些图，以资相互参证。若从《易经》的起初考察，则仅有图象，并无文辞。一直到尧舜以后，才由图象渐渐增加了口头解释，然后再由口语演变为文辞。但是自文字传继以后，图象反而日益受到了忽视。由此，图象中所包含的本来蕴意渐渐就变得越来越隐晦，越来越不明朗了。这种现象实际上完全是由于后人舍本逐末的过错所导致。要知道伏羲开始画卦，文字还没有形成。由于图象所含之意义难以用文字记载就只好口耳相传。当时所能记载的只是图象，于是卦象所要表示的内容都是通过师徒口授的形式代代相传。因此，如果不得其师，就难以明白其义。即使有人手持图象也是枉然，并不能通其义而达其用。要是既有图象又得师传，那么就算没有文字可以诵读，却仍有言说代为解释，其所要传达的内容也不会失去本意。那时候，凡说易的，一般都是凭借图象来说的。等到文字发明并且得到广泛使用之后，图象的意义就可通过文章进一步明确揭示以告于人。这样一来，图象中所蕴含的奥妙玄微之意境，就被浅显易懂的文字所替代。于是文章一天比一天增多，而研习易道的人，又大多局限在文字训诂之中而不能自拔。所以就造成了后来的人只知文章不知图象的情况。易中的深奥之理也不再从图象中去推究，而只在文字中打转。大概到了秦汉以后，图象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今天的人们依靠仅存的那些卦辞、爻辞来推断《易经》的含义，就如同上古时期人们仅依靠图象来推断《易经》的含义一样。这两种做法都是偏于一端，不能彰显易道的全貌。所以《易经》无论为书，还是为道，或是为教，都必须对图象、文辞兼备并重，才不失为学易的正确方法。当然，文辞和图像各有其美。文辞之美在于能够摆脱反复研磨的繁琐，图象之美在于能够直指起源和本来。当今的学者，如果能够凭借文字通释图象，就可以寻辞以明象；然后通过推演图象再证验文字，就不会流于空谈之弊。所以二者实在是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