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摞摞卷宗，是形形色色的人和生活，每一个案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属于他们的故事。
这是一起买卖合同纠纷案件。从诉前调解转到我手上时，我了解到案件的基本情况：原告经营一家批发部，被告经营一家小卖部，自2015年起，双方即为生意伙伴关系。2019年7月，原告向被告提供了货物，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欠条，金额仅2000元。诉前调解中心曾组织双方进行调解，遭到被告的拒绝。由于案情简单，加上被告拒调，按照程序我安排了开庭。
庭审那天，被告因身体原因委托其儿子出庭。庭审中，被告的儿子认可2000元欠款，但其也提交了一张收条，表示被告曾于2016年向原告退了货，价值1300余元，应在欠款中抵扣。原告则表示，收条是2016年出具的，双方在2019年做结算时，不仅抵扣了退货，还多抵扣了一些款项，但事后被告未交出收条，故其认为不应再抵扣。由于时间发生在几年前，当时的结算单据也都找不到了，具体细节也问不清楚，双方对此各执一词，一时间竟为几千元各自指责对方，甚至恶语相向，险些大打出手。我不得不安排法警到场维持秩序，并耐心对双方进行劝说，遗憾的是，直至庭审结束，双方并未达成调解，不欢而散。
庭审后，我仍然在思考该案应当如何判决。从证据角度来看，被告向原告出具了欠条，如果视为以前的债权债务双方已进行了结算，依据欠条金额去判决，也无可厚非。但本案被告提交的收条，究竟是当时原告未收回这张收条，亦或是原告并没有为被告抵扣这笔退款？孰是孰非，难以判定。
在初接触案件的过程中，常常会在听原告的诉求及被告的答辩时陷入困惑，为了查明真相，考虑到被告本人未出庭，我几次拨打电话要求被告到庭接受询问，然而被告态度并不好，表示其儿子开庭已经陈述了意见，拒绝出庭。于是我向被告下达了出庭通知书，要求其三日内必须到场接受询问，否则承担不利后果。或许是害怕承担后果，收到通知书后被告很快到了法庭，我向其提问时了解到：2016年过年期间，被告在原告处购买的部分年货未销完，故向被告退货，当时原告仅出具了收条，而2019年被告在原告处拿货时，原告要求被告出具欠条，被告亦提出抵扣退货，原告却表示以后再抵。近年来被告身体患病，小卖部已交由儿子打理，不仅收入微薄，还要承担自己的医疗费，如果全额支付2000元欠款，对她来说既不公平，也非小钱，故其坚决不同意让步，也不同意调解。被告有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原告是生意人，退货都只出具收条，怎么可能会多抵扣货款”。
带着疑问，我又通知原告到庭再次接受询问。交谈中，原告也称被告出具欠条时，多抵了货款。我询问原告：“你们都经营小本生意，你明知收条在被告处，还退钱给她，甚至多退了货款，为何不在欠条上注明，你不知道这可能会产生争议吗？”原告难以反驳。我又换了一种口气对他说：“事情已经过去几年，我相信当时的情况你们不一定记得清楚，生意人既要算账清楚，也要和气生财，对吗？”原告称是。我接着问原告对本案有何意见？原告想了想对我说“我找被告要欠款太难了，还是由法院依法判决吧”。至此，这个案件在我心中已有了答案，很快就作出了判决。案件判决后，双方均没有提出异议。
这起标的2000元的案件，从前期双方矛盾激烈，到最后息诉服判，总算是尘埃落定了。我始终认为，案件不论大小，办案速度不是第一位的，我们基层审判工作，就是要从当事人的“吵闹”中挖掘事实真相。法官职业天然的要求我们战胜人性中常有的误解与偏见，学会倾听、善于沟通、耐心劝导，时刻提防“重复工作”带来的麻木心态。法官不是冷冰冰的司法机器，除了法律的威严，法律的温情也需要我们的守护，认真把好证据关、程序关和法律适用关，在细小处下功夫，才能让每一个案件公正处理。
“当你一路向前，是否来得及暂时停下匆忙的脚步，回看来时路，是否还记得自己曾经那份初心”，作为一名法官，我需要做的还有很多，但我一定会时刻提醒自己，永远不要忘记自己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