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每次从城里回老家，在飞驰中看到城市的边缘渐隐在一片玫瑰花田的时候，我总是会不自觉的放弃修的又宽又平坦的国道，反而一头扎入崎岖的乡间小路之中。选择这条乡间小路，并不是因为小路路途更近，也不是因为我贪恋那片粉色的花海，只是在穿过这条蜿蜒在农田和村落之间的狭窄小道之后，便可以经过那条魂牵梦萦的水泥路。
水泥路很早之前并不是一条水泥路，在我还在村子里的小学上学的时候，这条路上覆着的，是薄薄的，爬满裂痕的沥青。经年累月的被往来的车轮碾压，黝黑的沥青已经微微的发白，像是盖着一层白霜，可饶是这样破旧的一条路，在我看来也相当了不得，在这除了石头就是泥的小村子里，也只有它能艰难的绕出山窝窝。
那是从东北广袤的平原返回山东小山村的第二年。从一个村子搬到另一个村子本不会给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带来太大的困扰，可大半年上不了学却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交不到朋友，这村子虽然和东北的村子差不多大，但方圆一里之内，竟只有一个同龄的玩伴。同龄的玩伴名叫声远，第一次见他时，黝黑又瘦弱的他畏缩在他奶奶的身后，两只手攥着他奶奶靛色的粗布上衣，探着头好奇的打量我，那时的我还保留着从东北带来的自来熟的气质，大方的将手中的柿子递给他。从辈分上讲，和我同年出生的声远还得叫我声叔叔，所以当时我母亲还夸我有个叔叔的样子，只是现在回想起来，那场景倒像是我在喂猴子。声远开始时还称不上玩伴，声远这人也有些内向，我们熟络的并不快，况且那时声远还在读育红班，每日能闲在家的时间不多，不像我这般清闲，两人能见的机会就少之又少，见得少便不熟络，不熟络就更不会想着去见了。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一个夏天的黄昏，那日父亲骑着家中的金鹿牌大杠带着我穿过金黄的麦田，从一个名叫的团山沟的小村子迎回家一个不苟言笑的中年人，父亲对他很是尊敬，从两人的交谈中我得知此人是我们村子上小学的校长，父亲称呼他为马校长。那时的我可能还不理解什么是校长，但从他半边油光瓦亮的脑门上我能看出他是个有学问的人。马校长并不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秃顶的人，回村不久后见过的一个我称呼为四大爷的人也秃顶，只不过他的头虽然秃却黯淡无光，周边零星又凌乱的短发上还常常挂着尘土和稻草，而马校长的秃却熠熠生辉，硕果仅存的头发也是又黑又长，整齐的向左梳着，一样油光瓦亮。
回到家时，太阳已经挂在了黑山头上，夕阳虽然能染红天际，可垂暮的光却再也穿不透绿色的纱网和浑浊的玻璃，屋子里只靠着一盏昏黄的白炽灯照明，但一进门的我还是在微弱的灯光下看到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和围在桌子旁谈笑风生的几个陌生人。陌生人我早已经见惯不惯了，自从回来之后，几乎每天都能见到几个陌生的人，我的注意力全被桌上的菜吸引了，但看那桌子旁拥挤的状态，我就知道今日的口福大概已经与我无缘了。这些人只说话不吃菜自然是在等人，等的人自然也不可能是我或是我的父亲，事实上当马校长进来的时候，这些人已经自觉的站了起来，谈笑间，马校长已被众人不动声色的推至主座，至此宴席开始。
他们的宴席开始了，我和姐姐、母亲坐在一旁的条凳上，母亲虽然不在桌上，却也陪着桌上的众人谈笑，而我和姐姐只能托着腮帮子流着口水发呆。当口水浸湿了我的衣袖的时候，我也终于听明白了这些人的来历，除了马校长之外，其他人也都是小学里的老师。在刚刚能吃饱饭的年景，自然不会无缘无故大费周章的请老师们吃饭，这会儿我和姐姐都明白了，这桌上摆的应是我们入学的敲门砖。在烟雾缭绕之中，马校长越来越健谈，面色也愈加的红润，直到红到了脑袋顶，这才当场拍了桌子，今年入秋后入学。
于是当路两旁青翠的玉米叶开始泛黄的时候，我和二姐也终于踏上了小山村的求学之路。小时候的我不是很喜欢玉米，玉米太高了，遮天蔽日，站在路边向玉米田里望过去，目光会一点点被玉米杆之间越来越黑的间隙吞噬，尤其当风吹过来的时候，黑暗中沙沙作响，这会儿我就会担心那黑暗中会跑出什么，或是野猪，或是鬼怪，即使我从未见过野猪，也从未见过鬼怪。相较之下我还是喜欢水稻和小麦，一眼就望得到头。但好在这看不到头的路上有二姐的陪伴。二姐长了我三岁，上学也正好大了我三届，三届不算很多，但却是最尴尬的间距，每次我去到的新学校，都是二姐将将离开的地方，但好在二姐争气，人虽然离开了，却总是能帮我在素未谋面的新老师那留下福荫。按理说小学有六年，这条路二姐能多陪我几年，可村子的学校不争气，只能上到四年级，后面两年，就需要到路那头的乡里去上。
原指望上了学之后朋友就多了，可事情总是事与愿违。第一天去学校办公室报到的时候，入学手续还未办完，就有个“热情”的同学，从办公室残破的门缝里，骗走了我所有的啤酒瓶盖。那时候啤酒瓶盖是个稀罕物件，尤其是每个瓶盖都被我用爷爷的羊角锤敲得平平整整，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礼物，可在他看来，这更像是预收的保护费，保护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少受几次他的欺负。这时从东北回来已经一年了，可我满嘴的东北味还是没有多少的改善，这也成为了我融入他们的最大阻碍，每次我一开口便会引来全班的哄堂大笑，所以干脆我就不说话。开始是因为怕被笑所以不说话，后来慢慢的变成了不喜欢说话，不喜欢说话自然也讨不得老师的喜，讨不得老师的喜就会被安排在老师照顾不到的角落，我的角落同时还是卫生角，我的身后便是垃圾桶、卫生工具和掺杂在垃圾中的我的书本文具。不过又潮又臭的角落也不是全然没有好处，最起码在这趴在书桌上睡觉时，不用担心午后的阳光照在眼睛上，只是有时睡得死了听不见放学的钟声，睡冷了醒来时会对着空荡荡的教室发呆。
学校的钟是生铁铸的，一尺来高，悬挂在办公室的门口，一根铁丝从摆锤上垂了下来，另一端用钉子固定在了砖墙上，多年的风吹日晒，钟和铁丝都是锈迹斑斑。每当到了快放学的时候，马校长就会从办公室探出半个身子来，有时看着手腕上的钢带表，有时扭头和办公室内的老师们聊着天，另一只手轻车熟路的搭在了铁丝上，那一小段铁丝与众不同，常年保持着金属的原色，和马校长的头一样闪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便会有无数的孩子从教室中涌出来，有时有我，有时没我。
放学时孩子们虽然能跑出教室，却不能跑出大门，因为大门外就是那条宽阔的柏油路，大门是这学校中最新的物件，喷着闪亮的银漆，挂着大铁锁。所有的孩子需要按班级整好队形，戴好小黄帽，才能排成一列纵队放出校园。整队和戴小黄帽的目的都是为了交通安全，可那时也只有学校门前的那条柏油路会零星路过几辆小车，穿过马路之后，便不可能再见到汽车的影子了。我们的村子在周边几个村子中并不算大，但唯一的一个小学却建在了这里，应该也是沾了这条柏油路的光。
并不是班级中所有的同学都不愿与我做朋友，至少和我同坐在角落里的哥们就很乐意和我玩，我们都喜欢在下午的数学课开始之后一觉睡到放学，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也算是志同道合。只是不睡觉时，他喜欢用塑料笔管把唾沫吐在书桌上，再用墨水给唾沫上色。我虽然坐在卫生条件堪忧的卫生角，却受不了这种邋里邋遢的行为。我在不睡觉时，更喜欢从混在垃圾堆里的我的课本中抓西瓜虫，然后把西瓜虫放到书桌上，看他顺着桌面上的木板缝爬来爬去。
真正的朋友出现在入学后的第二年，老师终于在升级考试中想到了被扔在角落的我，原因是当别人都交卷回家了时，我却还趴在考场里呼呼大睡，老师在考试成绩出来之前就叫来了我的父母，敲定了我的留级的计划。那天下午我低着头站在办公室里昏昏欲睡，父母倒像是做错了事的孩子，站在办公桌前替我受训，阳光透过绿窗棂间的玻璃，照在了我的脸上，把我从惺忪中唤了起来。留级本身并不会给我带来太大的改变，入学那天，学校还是那个学校，教室也还是那个教室，卫生角依旧在那里静静地等我，只是当我想要循规蹈矩的走到我的角落时，却在一众新面孔中瞥到了声远黝黑的脸蛋，我的朋友终于从育红班杀了出来，坐到了我的身边，当我试探性的将书包放在声远身边的空桌上时，声远这才成为了我真正意义上的玩伴。
新班级的老师看起来和蔼了许多，也许旧班级中的老师也这般和蔼，只是她的和蔼不会出现在我课堂上的梦中，所以我觉不出她和蔼。新老师是个矮矮胖胖的中年妇女，常年穿着一身黑色的西装常服，齐耳的短发始终梳的油亮，实际上她也是我们村里的人，只是像我一样好像没能融入这个村子。新老师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布置完课堂练习之后，让完成课堂练习的同学走到教室的最前面，坐在她脚下的讲台上。讲台就是个水泥台子，有些地方水泥已经脱落，露着红砖。即便如此，能坐在讲台上也是件极具诱惑的事情，尤其是坐在讲台的正当中，能睥睨讲台下奋笔疾书的众人，更是有一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自豪感。但这个位置竞争相当激烈，即便这时的我已经开启了勤学的天赋，可还是会常常错失王位，而其中“篡位”最多的两人，一个叫友乐，一个叫刘旭。友乐自小就长得俊俏，而刘旭的皮肤生的雪白，和他们在一块时，我和声远就显得平庸了许多，但这不妨碍我们成为朋友。同时成为朋友的还有家明，只不过相较于友乐和刘旭，他对我“王位”的威胁就少了许多。从辈分上讲，我得叫和我同年出生的友乐一声叔叔，与我而言，除了有些磨不开面子之外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声远而言，一个本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突然因为我的承上启下成了他的爷爷，真可谓是无妄之灾。得益新老师的激励方式，我和友乐、刘旭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紧挨着坐在讲台上嬉笑打闹，这会儿就无所谓“王位”之争了，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当乌云好像压在了教室的顶上，闪电蓦然点亮黑漆漆的玻璃，雷声隆隆的回荡在黑暗的教室之中时，我们能相互依偎在一起，一同在惊呼中从容的面对狂风骤雨。
我一直不喜欢下雨，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因为下雨要带伞。爷爷家里只有两把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竹竿布伞，黑色的伞布还有些褪色，在其他同学五颜六色的雨伞中显得格格不入。放学整队时，总会有人跟我玩矛和盾的游戏，拿雨伞尖做矛，把雨伞撑开做盾，我的雨伞没有伞尖便做不得矛，可布做的盾怎么可能挡得住铁伞尖，几个回合下来，我的雨伞就变得千疮百孔，引来周围同学的哈哈大笑，受完嘲笑的我不仅要淋雨，回家后还要面对爷爷的训斥。爷爷这时已经年过古稀，身子像玉米杆一样瘦弱，但精神却是矍铄，尤其是训我时一瞪眼睛，滴溜溜的眼睛便能慑住我的心神，心神被慑住，心中的委屈便说不出来了。
二年级时，我失去了村里的小学。在大客车把我们拉到乡里的小学之前，我还不知道村里的小学没有了，或者偶然间也听说了小学要合并的消息，可不懂合并的意思，只是上课发呆时会看见马校长皱着脑门在校园中散步，下课打闹时会听到老师们畅谈着今后的打算。若是我早些知道自己会突然离开那个学校，也许我也会做些打算，或是在教室的绿色墙皮上刻上自己的名字，或是将办公室顶上的钟拆下来做个纪念。可我什么也来不及做，又到了入秋的时候，学校还静静地呆在那里，银闪闪的大铁门还是上着锁，只是这次将我锁在了门外。
柏油路上有个通向村子的丁字路口，从路口向南走个二三十米有个大院子，院子里磨着水泥地面，搭着几个一人多高的架子，那是村里的面条厂。我曾经跟父亲来这里做过面条，早晨时父亲领着我，送去了一袋今年新磨的白面，下午再带着我过去时，我们的白面已经齐刷刷的挂在了院子里的架子上，雪白的面条从架子上一直垂到地面，像极了书上画着的瀑布，风从架子间飘过来时，裹挟着面粉的清香，惹的我的肚子咕咕直叫，父亲便伸手从架子上折下一根长长的面条一分为二，一半叼在自己的嘴上，一半塞进我的嘴里，甜丝丝的像是蘸了白糖。面条厂东边有间门头房，紧挨着马路，门头房前用石棉瓦搭出了个棚子，边上还长着棵又粗又高的梧桐树，我们每天早晨便在梧桐树旁的棚子下等待着来接我们的客车。开学是痛苦的，可等待大巴车的过程却充斥着欢声笑语，尤其是我们五个好朋友陆陆续续的来到棚子下时，对于学校的厌倦就统统被抛在了脑后，小小的棚子下好像有做不完的游戏，只是一晚未见的我们好像有分享不完的话题。棚子向东是一片玉米地，若是玉米收完后，站在棚子前便能一眼看到三四里外环绕着山脚的公路，接我们的客车会从那里驶来，每当行驶到山脚时候，开客车的老大爷就会长鸣几声喇叭，震的附近的几个村子嗡嗡响，惹得村里的公鸡不住的跟着打鸣。若是这会儿抬头望过去，就能看见堆着玉米秸的黄色土地的另一边，薄薄的晨雾正想着从山谷中飘出来，清冷的阳光洒在山脊上淡黄色的梯田上，一辆黄白的客车从晨霭中探出头来，咆哮着绕着山脚朝这边飞了过来。这时我们便不得不意犹未尽收起手中的玩意儿或是嘴里话头，整理好背包和队形，满怀期待的等待着客车的来临。
客车并不是专门的校车，将我们送到学校后，他们便会继续咆哮着穿梭在附近的村子中，将村子中的人们送到乡里或是县里。开客车的司机大多是些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他们的客车看起来跟他们一样苍老，他们都习惯在客车写着自动门的门销上栓上一根绳子，另一端拴在自己的车座顶上，若是有人在路边跟他们招了招手，他们就不必等客车停稳，只是抬手一拽头顶上的绳子，客车车门便会顺势被拉开，等到乘客上车坐稳了，他们猛踩一脚油门，自动门便“哐当”一声关的严丝合缝，若是偶尔关不上也不要紧，司机扭头扯着嗓门大喊一声，“坐的近的关一下子门！”，自会有人上前帮他把门关好。客车疾驰在沟壑纵横的柏油路上时，玻璃震动的声响会盖过车内的喧嚣，震的人耳根子发麻，牙齿发酸。其实还有个年轻的司机开着个年轻些的客车，只是这个司机的耳朵不太灵光，我们都称他为“聋子”，称他的车为“聋子的车”，聋子虽然耳朵不太灵光，但腿脚好使，一脚油门下去，好像要把路上的尘土和我们的魂都扬在车后，曾经有个不知深浅的同学坐在他的车时，坐在了后排最中间的位置上，聋子一脚刹车，那同学从最后一排一个滑跪一路滑到了聋子的身旁，若不是有引擎盖挡着，怕是要直接冲破前挡冲了出去。聋子能当上司机应该也废了一番功夫，好在那个时候车够少，他开的也够快，大多数时候只需要别人听他按喇叭，不需要他听别人按喇叭。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们不会坐他的车。
小时候不喜欢跟母亲一起坐客车，因为敛票钱的时候，母亲总会因为我的票钱跟司机掰扯几句，母亲总说，“这么小的孩子还要钱啊？”，可从小就身宽体胖的我实打实的需要占一个座位，遇到好说话的司机也就过去了，遇到不好说话的司机就会扯着嗓门喊道，“那不行，我们都是按座收钱”。司机这一嗓门，本来昏昏欲睡的乘客们都会看过来，看向手足无措的我，和嘟嘟囔囔着从卫生纸包着的零钱中寻找票钱的母亲。但有时事情很奇怪，在众多司机大爷中有一个我的远方亲戚，我称呼为三爷爷，若是赶上坐他的车，他便会主动忽视掉我的存在，或是干脆在收钱时绕过母亲，可母亲这时候又会抢着买票，笑着说道，“那可不行，俺也不能白坐恁的车诶”，然后爽快的连带我的票一起买了。坐车的时候我喜欢坐在靠窗的位置，手搭在车窗沿上，头挤在座椅靠背和玻璃的中间，看着窗外的风景，有时颤抖的玻璃震得我的牙齿咯咯直响，我也懒得抬起脑袋，就这样一路从家看到县城、看到乡镇、看到学校，回来时再一路看回来。窗外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风景，进城之前，路上有龟裂的柏油路、零星的柏树、成片的庄稼、远处长满柏树的丘陵以及一闪而过的村庄，若是进了城，能看到的便只有密密麻麻的人。每日上学路上我都习惯看着窗外的风景，可去学校的车上很难抢到靠窗的位置，实际上能挤上车都已经很不容易，即便如此，我也会挤破脑袋，在叽叽喳喳的人群中找到一点点缝隙，一路看着窗外，看到窗外时便也觉不得挤了，看到庄稼时，就好像自己也在田里干着农活；看到丘陵时，就好像也在山路上游弋；而不是在拥挤喧闹的校车上。
每日就在这条路上看过来又看回去，却总也看不腻，客车里面一日似一日的拥挤，车窗外却是一天一个样，开始时还能看见成片的绿的发黑的玉米，几天后玉米的叶子就黄了，过个周末再去看，路边的玉米消失了，只剩下大片大片的长满枯草的土地。有时会看见地里站着几个人，便会提起精神头去看，看他们是在刨地瓜还是在拾棉花，或是没上学的孩子趴在地里逮蚂蚱。有时早晨擦掉客车玻璃上的水汽，能看见深蓝色天空下的大地微微的发白，激动的以为是下了雪，可仔细看便会发现那只是附在了枯草上的白霜，不过下了霜之后，雪也就不远了。下了雪之后，便分不清哪里路，哪里是地，哪里是山，能看到的地方都是白茫茫的一片，白茫茫中几棵光秃秃的树立在那里，本来鸡犬不相闻的村子好像靠在了一起。这时开客车的老大爷也难得的放慢了速度，好像也想让我们好好欣赏这洁白的旷野，小心翼翼的刮下玻璃上的冰花，刮出个方形或是圆形，窗外的景色就像是定格在了这小小的窗上。
原以为这路上的景色会一直挂在客车的车窗上，可只经历了秋冬两个季节之后，我便再也没有坐着客车去上学了。不坐客车上学倒不是因为我受不得客车上的拥挤，或是因为家里付不起每月三四十块的车钱，事实上我不坐客车上学并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源自于一场始料未及的“背叛”。背叛发生在搬去乡里小学后第二个学期的开学，当我攥着当月的车钱，揣着一肚子的奇闻轶事，满怀期待的等待着我的好友的时候，友乐、刘旭和家明三个人，却骑着自行车，并着排，说笑着从我面前经过。
“你们不坐车了？”
“不坐了，以后骑自行车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遭遇“背叛”，通常在这个时候，我都会面红耳赤，据理力争，占据道德的制高点之后变本加厉的谴责“背叛者”，进而争取到作为“受害者”的补偿性利益，但这次我没有进行争辩，一是三个“背叛者”已经骑上了柏油路，没有给我留下争辩的机会；二是此时我的心里有一股冲动，已经压制住了惨遭“背叛”后的羞愤。此时声远背着书包姗姗来迟，我却已经顾不得跟他解释，顺着来时的路狂奔回去，踩积雪、抄近路、翻地堰，五分钟后，一身泥浆水渍、面红耳赤的我把手中快攥散了的车钱拍在了一脸诧异的母亲面前，愣了半天才喘匀嘴里的这口气，不可置否的说道：
“我要骑自行车！他们都骑自行车上学了去了！”
“谁”
“友乐、刘旭、家明。”
“行，去吧，路上慢点。”
母亲收起桌上的钱，为我打开了东屋的门，在堆满粮食和杂物的东屋里，那辆崭新的金鹿牌自行车格外醒目，油亮的黑色车漆，银闪闪的车把，都衬托着其不扉的来历，它曾经是母亲藏匿的珍宝，从此刻起终于成为了我求学路上的第一辆坐骑。母亲帮我把自行车从东屋推倒了大门口，我攥着车把，在母亲的千叮咛万嘱咐中拨了拨车上的铃铛，“叮铃铃~叮铃铃~”，铃铛的声音清脆悦耳，盖过了母亲的絮叨。迫不及待的骑车上路，清凉的风和四周的景致在身边飞速的掠过，好像骑到了客车的小玻璃窗里。路过梧桐树下的棚子时，声远惊诧的冲我喊道：
“你不坐车了？”
“不坐了，以后骑自行车了！”
刚刚惨遭朋友“背叛”的受害者，在十分钟后就“背叛”了他的朋友，但“背叛者”却没空停下来向他解释，因为近在眼前的柏油路和它路边的景色，都在等着我和我的自行车。这条路虽然已经来来回回走了一个学期，但当自行车的车轮压上柏油的时候，才知道以前的感触都是虚幻的，马路是空旷的、豁达的，而不是拥挤的；空气是清新的、甜丝丝的，没有棉鞋捂着臭脚丫的味道；风虽然凛冽，却也没有呼呼作响，远不及想象中的寒冷……上了柏油路不久就出了村子，向前一里多路都是笔直的，左边是连绵的丘陵，右边是平坦的田地，这会丘陵上的柏树间和田地间的小麦上都盖着积雪，只有柏油路上的积雪化的彻底，像我学校课桌上的三八线，将丘陵和平原一分为二。右边的田地里有个小村子，小村子怀抱着个小山包，小村子又被一道沟壑怀抱着，这个小村子就是团山沟，前年夏天我和父亲在这里迎回了马校长。过去这段笔直的路，有一个近乎直角的弯道，一条向左的岔道直通到山脚下，山脚下有个村子叫柿子峪，柿子峪后边的山上有两座“连心塘”，山前的是男塘，山后的是女塘，小时候的我还去男塘游过几次泳，可后来有个同班的孩子在那里溺了水，我便再也没有去过那里。紧挨着路口就是个村子夹在柏油路两侧，据说村子里有个高高的桥，所以村子叫“高路桥”，只是时至今日我也未见过那桥的样貌。出了高路桥，再下一个大坡就到了乡里，我的小学就在这里。
我享受这条路上的美景，可这条路却不独属于我，身边时不时经过的汽车和陌生人都会让我心中一紧，柏油路的路况也让我始料不及，实际上这个夏天，我才刚刚学会骑自行车。学自行车的时候还没有这辆金鹿自行车，我用的是二姐骑着上学的那辆自行车，在家门口颠簸的土路上，土路上的小沟壑和碎石块震得自行车的挡雨瓦“哗楞楞”的响。学自行车和学走路是一样的，开始都免不了摔跟头，母亲说我小时候走路不协调，一走快就会扑通一下跪在地上，膝盖到现在还留着疤，好在学自行车的时候，疤痕没留在我的身上，都留在了二姐的自行车上。初学会自行车的时候，感觉自己就像学会了飞行一样，整天在家门口的土路上“飞来飞去”，完全不在乎头顶上的烈日和磨破的内脚踝，若是累了、渴了，便“飞”回家里，将自行车扔在地上，趴在水缸前的绿色水龙头上，咕咚咕咚的灌一肚子凉水，再将头伸到汩汩的自来水下，浇个透心凉，炎热和疲惫便随着汗水一同被冲走，再次扶起车子“飞”出去。我学会自行车的那个夏天，二姐的自行车也被折磨的不成样子，二姐并没有像我一样命好，一开始就能骑上崭新的自行车，而现在二姐这辆还算过得去的自行车也破旧的不堪入眼，但好在二姐的性格从来都是不争不抢，也不会像我一样觉着自行车好坏会影响自己的脸面。二姐上初中之后还在骑这辆自行车，蓝色的车漆这会儿已经褪完，像是废品站中无人认领的车架子，那会父亲带回家几瓶未用完的自喷漆，我便和姐姐用蓝色的自喷漆重喷了一遍车子，又用黄色的自喷漆喷上小圆圈做点缀。蓝色的漆很漂亮，像是秋天里无云的天空，黄色的漆也很漂亮，像是路边开满的黄色小菊花，它们都很漂亮，只是出现在一辆自行车上时，它们显得格格不入，但二姐却很开心，像是终于骑上了一辆新自行车。
除了二姐和我的自行车之外，家里还有两辆自行车，一辆是爷爷的二八大杠，一辆是大姐还在上学时骑的自行车。爷爷的二八大杠又大又沉，车座就到我的肩膀头，估摸着比我的年纪还要大，但跟着爷爷闯荡二十多年的二八大杠好像染上了跟爷爷一样的脾气，爷爷八十多的时候还是精明能干不服输，二八大杠二三十年了还是皮实耐造骑不坏，印象中我的金鹿自行车“寿终正寝”的时候，二八大杠还能跟着爷爷去半山腰的山地。大姐的自行车虽然小，但和爷爷的二八大杠一样重，却没能像二八大杠一样福寿绵长。大姐并没有跟父母一起去东北，所以到我八岁从东北回来时，才第一次见到大姐，那时候大姐还在读初中，每次大姐去跟朋友们玩的时候，我就会赖着大姐跟她一起去，大姐坐在她自行车的后座上扶着车把，我在大姐的怀里蹬着车蹬，那时虽然带着大姐，却也未觉着大姐的车子重。大姐初中辍学之后，便被父亲扔进了城里独自打拼，她的自行车也被扔在了茅房门口的梧桐树下，梧桐树是我们从东北回来那年种下的，种的时候便种歪了，成材了之后树干也倾斜着，繁茂的树冠遮蔽着半个院子，也遮住了大姐深褐色的自行车，那几年我们好像都遗忘了它。等到我学会自行车之后，偶然发现了它，待得将它推出来拾掇利落之后，才发现小小的车子竟然这么沉重，也许大姐辍学并不是因为不喜欢上学，只是因为骑着它上学实在太累了。还是我的命好，我的车子不像大姐的车子那般沉重，也不像二姐的车子那般破旧。
新车有新车的好，可新车却比姐姐的旧车娇贵，我的新车总是闹些小毛病，但好在“久病成医”的我也是修车的一把好手。若是链条掉了，就将车反过来，将黑乎乎的链条卡在齿轮上一转，便能轻松装好，但装好后需要用路边的黄土洗一洗手；若是车把歪了，便走到车头，用腿夹住前轮，双手将车把掰正；若是链条盒蹭蹭的发响，就找块石头敲一敲，敲不好就干脆用蛮力将链条盒扯下来随手扔掉，只是要小心裤脚。大大小小的毛病我都能拾掇，就是扎了胎实在解决不了，但好在扎了胎后不远处就有修车铺，修车的老大爷叼着烟卷，熟练的从车外胎里摸索出钉子、铁丝或是小铁片，在我面前展示一番后，顺手扔在旁边的小木头盒子里，不知是在收集战利品还是在销毁作案的工具。
新学校放学的规矩和老学校如出一辙，我们不能自顾自的骑出大门口，需要在学校中间的广场上整理好队形，而后按照东西北三路依次排成一列纵队骑出校园，出了校园之后也不能作鸟散，回家的路上还有几个固定的检查点，需要我们停车整队，再由专人依次清点人数后才能继续上路。专人称之为“大队长”，一般由高年级中“德高望重”的学生担任，大队长不仅可以在骑行的过程中游离于队伍之外，还拥有凌驾于我们之外的权利，权利的来源并不是他的“德高望重”，而是他手中有一本记录分数的小本子，凭此本，即便是那些调皮捣蛋惯了的学生也可被轻松拿捏。我们几个虽然在队伍中安分守己，但怕是无人不觊觎“大队长”之位，只是还未等我们到高年级这制度就终止了，实在可惜。但制度终止了不全是坏事，路上的那个大坡下有个商店，总在我们回家的路上撩拨着我们肚子里的馋虫，制度还在时我们只能看着商店流口水，制度不在了我们便可以肆无忌惮的在商店门前停下车子。但制度并不是唯一的阻碍，囊中羞涩才是最大问题，但好在友乐和刘旭家境稍微好些，就算我空手从商店出来，也在从他二人的零食上分一杯羹。其实学校里也有个小卖铺，小卖铺也是学校的保安室，但小卖铺里只能买到一毛钱一片的散装辣皮和五毛钱一瓶的劣质汽水，但大坡下的商店就不一样了，一毛钱一包的“大刀肉”，五毛钱一袋的高端辣皮，若是手头宽裕，还能花一块钱买上一包“乡巴佬”大鸡块，大鸡块里其实没多少肉，主要是骨头和内脏，但莫说是内脏，连骨头都会被我们咂摸尽滋味。这时被我们几个“背叛”的声远也加入了我们行列之中，从商店出来之后一边吃着零食一边推着自行车爬坡，等到爬到坡顶时，手里的零食也见了底，便踩上车子一路你追我赶的骑回家去。
忘了具体在什么时候，只记着在放学的路上，我们如往日一样兴高采烈的爬上大坡之后却呆立在了那。在漫天红霞的映照下，熟悉的柏油路被一群陌生的人包围着，一架机器轰隆隆的冒着黑烟，用它的“利齿尖牙”一点点的吞噬着柏油路满是伤痕的陈旧路面。陌生的人们带着五颜六色的帽子，在机器的轰鸣声中高声的交谈，他们交谈的声音和机器的轰鸣声交杂在一起，让我听不清他们交谈的内容，只能猜测他们在谈论这条路的前世今生。也许他们不知道这条路的前世今生或是他们根本就不在乎，在他们眼中这只是一条破旧不堪柏油路，和他们吞掉的其他成百上千路一样。我们被赶到了一旁的小路上，这条小路虽然也零零散散的铺着一些沥青，却窄的可怜，甚至容不得我们几个并肩骑行，但这条看着要绕到山里去的小路我并不陌生，因为这正是小时候大客车接我们的来时路，是我站在梧桐树旁的棚子下望着的那条。再回到“柏油路”上时已经到了炎炎夏日，路旁堆着稻草、毛毡和塑料薄膜，路上覆着的，不再是柔软的沥青，而是坚硬的、平坦的水泥。
新修的水泥路变宽了，也变窄了，消失的不止是柏油路，还有路边田里的打谷场。又平又硬的水泥路是天生的打谷场，不需要再一遍遍的洒着水拉着石头轱辘压场，也不需要再想尽办法的将最后一簸箕粮食从黄土中分离出来，所以到了秋收的时候，本来热闹的打谷场冷清下来，本来冷清的路上却热闹了起来，小麦、油菜籽、黄豆、花生、谷子和玉米轮番铺满水泥路，从仲夏到秋末，从村子到乡里，从没有间断。我喜欢粮食，却不喜欢路上的粮食，本来容得下两辆大卡车相错而行的马路，现在却过不去一辆自行车，我就在各种粮食之间绕啊绕，上学的路要多绕出去二三里，有时候车轮上不小心挂上了小麦秸或是大豆杆，还会被头戴草帽手持钢叉的老头追回来，好像我才是那个强盗一样，到了这个时候，我就会想着，还是柏油路好。可我并不讨厌路上所有的粮食，尤其是在夏日的黄昏，当和朋友们嬉笑着骑到了村口，看见爷爷、父母、大姐正在收拾着路上的小麦，忙碌着笑着招呼我过去，自行车停在路边，趴在地排车上的蛇皮袋上看着他们忙碌，或是躺在温热的水泥路上闭着眼睛，任由柔软的夕阳和温和的风拂在脸上，睁眼时惺忪中看到的一切好像都是昏红色的，只有金黄的麦子被父亲用木锨高高抛起，借着黄昏的风洗尽麦粒中的糠麸。
水泥路要想消停个几日，只能是老天爷发点脾气，刮场大风或是下场透雨，可风雨来临前的那会儿却又是最忙的时候。印象中总是在闷热的午后，一家老小在一片朦胧的昏黄之中手忙脚乱的把水泥路上的粮食运回家，一路上遇到的熟人也把以往见面时的热情全然投入到手中的活上，热火朝天的场景很容易让人明白为何丰收总是会和“抢”字关联在一起。这个时候即便是我也不能置身事外，哪怕大概率是会添乱也得找点活干，闷热的天气和紧张的氛围很快让人汗流浃背，但冷不丁有雨点落在身上时便会让人瞬间神清气爽。水泥路上的粮食怕下雨，可水泥路不怕，当人们把水泥路上的粮食收拾的干干净净的时候，雨水也适时地落了下来，雨滴初落在路上的时候，瞬间就会被水泥路吞噬殆尽，路面上只留下淡淡的水印，可孤零零的水泥路哪里敌得过遮天蔽日雨滴，最终也被浸透了，阴沉着脸任由雨滴拍的啪啪作响。我还是如以前一样不喜欢下雨，尤其是在放学的路上，我绿色的雨披虽然披在身上，但在狂风骤雨面前，它的作用并不比被戳破了黑布伞面的雨伞大，还未等出了校门，头发和裤子便湿透了。雨下的大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像是隔了层老化了的塑料布，既看不清对面的人的样子，也听不清旁边的人的声音，便只能自顾自的低着头迎着风雨骑行。但下雨也有下雨的好处。水泥路修上没多久，路两边就种起了白杨树，白杨树长的很快，一两年的光景就在水泥路两边树起了两三层楼高的翠绿色屏障，遮住了路边的丘陵和田地，也遮住了丘陵脚下山地边上种着的一排油桃树。
我们本来不知道那有一排油桃树，是刘旭的一个敦实的堂哥告诉我们路边还藏着一排油桃树，而且这会儿正是油桃熟的时候。实际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是油桃，倒是在我家东边的杏园里有一颗毛桃树，枝干不像杏树那般曲折多岔，直挺挺的站在杏林的边上，结出来的小桃子还不如杏大，可味道和杏一般酸涩。爷爷以前指着桃树上的桃子告诉我，“若是哪天发现桃树尖上的桃子被老鸹叨去了一半，那底下的桃子也便要熟了”，可是我每日的去看，也见不到老鸹叨桃子，倒是我忍不住吃了几颗青的发亮的桃子，酸的我断了念想。老鸹一连一两个月不去叨桃子，我便也忘了桃子的事，等再想起来时跑过去一看，树上桃子已经烂了一地。以我们五个谨小慎微的性格，平常知道了那里有油桃树也不会去偷摘，但下着大雨的时候守果子的老大爷便不会窝在油桃树边上的草棚里，我们的胆子也就大了起来。把自行车留在路边，蹚过小路上水淋淋的杂草，踩过黏糊糊的黄泥地堰，临近油桃树时，步子也越来越沉重，不知是因为鞋底上越黏越多的黄泥，还是因为行窃之事的负罪感。环境虽然艰苦了些，但收获总算是不错，红得透紫的油桃挂着水珠坠在枝头，个顶个的比我们的拳头还大，只是油桃生的太好，我们倒不好意思多拿了，摘了三两个便急匆匆的溜走了。雨依旧下的紧俏，倒是为我们掩盖了“犯罪现场”的痕迹，只是回到家时，身上的黄泥虽然被冲了个干净，水灵灵的“赃物”却怎么也解释不清得，只得被母亲一顿训斥后，连鼻涕带泪的啃着又甜又脆的大油桃。
我的家在村子的东南角上，友乐、刘旭和家明的家在村子西头，平日里虽然能一块放学，但上学的时候却很难碰到一起，声远的家倒是很近，可声远走的太晚，等了他几次之后我便再耐不住性子等他了，如此清晨上学时便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一个人上学时便感觉路长了些，尤其是后来上了初中后每天出门的早，天长的时候还好，天际的霞光或是丈高的太阳都能照亮上学的路，空旷的田地或是低矮的庄稼也藏不下什么吓人的鬼怪，除了骑到团山沟时要留意可能突然从白杨树下窜出的“傻振”之外，便是一路的坦途。“傻振”的家并不在团山沟，父母说“傻振”的家在李沟，可我倒是觉着“傻振”的家就在这路上，每次我遇到他的时候都在这条路上，穿着不合身的破旧西装或是合身的鲜艳花袄，蓬头垢面，目光炯炯，嘴里嘟囔着我们听不懂的话，挥舞着手中的旗子为来往的车辆指挥交通。天短的时候，出家门正赶上日月不接，墨蓝色的天空深邃的看不出底，路边黑漆漆的田地像是广袤到没有边际，而我只有一盏巴掌长的小手电，充满电时才堪堪能照亮自行车的前轮，一路上很难遇到什么人，只有路过路边的几个村子时才能看见些光亮，入了冬之后庄稼人通常不会起这么早，大概是家里也有像我这般大的孩子要起来上学。这时候又想着能碰到“傻振”，他虽然看着神神叨叨的但总让我觉着有一身的正气，如是碰见他或许能驱散我对黑暗的恐惧，只是“傻振”不需要上学，这会多半正窝在路边哪处破房子里，盖着露着黄色棉花套子的被子呼呼大睡。虽然没有“傻振”，可我也有自己的法子，若是听见个风吹草动的，即便是没看见什么，我也想那黑暗里有个什么鬼怪，既然有了鬼怪我自然不能再是个怕黑的书生，最起码也是个会些法术的落魄术士，能与那鬼怪斗上一斗，斗着斗着学校就到了，太阳也露了头。
天最短的时候，雪也最多，不过幸好山窝窝里一个冬天下不了几场雪，只是雪下的大的时候，自行车便骑不了了，只能步行去上学。不过下雪也有下雪的好处，雪下大了学校可能会停课，只是在那个通讯不便的时候，学校就算停了课也很难第一时间通知到我们，以我谨慎的性子一定要冒着风雪去学校里探个究竟。鹅毛大的雪花从深蓝色宝石般的天幕上飘落，若是仔细去看，便能发现每一片雪花长得都不相同，落下时的轨迹也都不一样，片片雪花像是穿着白纱的舞者，在天空中放肆着翩翩起舞。只是落在地上时，你便再寻不到她，片片雪花抱在了一起，遮住了丘陵、田地和水泥路。水泥路上的积雪一尘不染，像是一条无暇的白玉带，让人不忍心踏足上去，尽可能贴着水泥路的边缘走，雪没过脚腕，一脚下去便是一个黑洞洞的小雪窝，回头看去，一排整齐的脚印从自己的脚下开始一直延伸到视线模糊的地方，那一刹会感觉到悠悠天地间的孤独感。孤独是孤独，雪地里走晨路却不用忧虑黑暗，清冷的月光、点点闪烁的星光和微微泛起的晨光都能得到雪地的青睐，莹莹的白雪映照下，地面比天空还要明亮，恍惚间又像是踩在云朵上前行。走到学校时，天还未亮，校长就站在教学楼走廊里暗黄色的廊灯下，笑着招呼着早到的学生回家，校长是个五十来岁的和蔼老头，每次见到他都和这会儿一样笑着。于是刚到学校的我又得转身走回去，虽然是白跑一趟，可心情却是愉悦的，尤其在走回去的路上，遇到顶着风雪往学校走的同学时，兴奋地远远的招呼一声，好像放假的决定是自己下达的一样。回去的路像在雪地上玩起了贪吃蛇，遇到的熟人一个个加入到返程的队伍之中，队伍越来越长，风雪也越来越小，走回到村口时，厚重的积雪中已经清扫出了通向各家的路，只是他们一定会跟我一起回家，围坐在烧的通红的火炉前烤着冻得发麻的手脚，聊个火热。
初中时学校就在大坡的下面，一栋四层高的红色教学楼矗立在红砖砌的篮球场后面，再向后都是些石头平房，是初中老师们的家属院，以前初中的宿舍也在这一片平房里，男生一大间，女生一大间，只是等我们升学到初中的时候，那两间石头房子被评成了危房，我们便没有住过宿舍。每日骑车回家是比住拥挤破旧的石头房子强的，只是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这所初中也没有独善其身，与柏油路和村里的小学落得个一样的下场，我们在那里呆了一年半，便被合并去了镇子里的中学，这会儿我已经知道了合并的意思，但知道是知道，知道了也躲不过合并的命运。从我家去镇子也需要经过水泥路，只不过镇子却不在水泥路的尽头，而是在更远的地方，需要再经过一条柏油路，再经过更多的村子、田地和丘陵。镇子里中学的宿舍不是危房，我们顺理成章的住了校，一个星期回一次家，因为距离太远，骑自行车不再现实，我们又开始坐上了大巴车。上次做大巴车上下学还是在五六年前，这五六年我们长大了不少，从小学升到了初中又合并到了镇子里，可大巴车并没有变多少，还是那几辆黄白双拼的大巴车，还是抽着烟的司机老大爷，车上还是一样的拥挤，只是车老了些，司机大爷也老了些。初中的学生更多，大巴车还是一样的小，所以每次到了周五放学的时候，总有几个跑的慢的挤不上去，一日恰巧我们几个也未挤上车，那会儿正好是天长的时候，我们仗着年轻的脚力，决定从镇子一路走回家里。只是镇子比我们想象中更远，走到熟悉的路上时，天色已经晚了，为了能早点到家，在过了高路桥村口的大弯后，我径直走进了团山沟，穿过团山沟后有一条穿过田地的小路，能近不少，这条小路正是当年迎回马校长的小路，这几年哪里都在变，只有这田野间的小路没有变。天高月明，云匿星繁，麦子长得正好，微风拂过时泛着波浪沙沙作响，从这小路上就能看见家中的几窗灯火，虽有二三里的距离却好像照亮了整片田野。回到家时家中热闹的很，本家的叔叔大爷们坐了一堂屋，商量着去哪里寻我……
高中后学校搬到了更远的县城，从那时开始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从高一的两周一次到高三的一月一次再到大学后的半年一次，每次回家的行程将尽，又踏上水泥路时，都能发现它新的变化。高中时的一次雪后，我与二姐突然来了兴致，去水泥路上走了一遭，二姐也在乡里上了小学与初中，也每日往返在这条路上，可我们却几乎没有一同走过，听着二姐的感慨，我才明白这条普普通通的水泥路于她而言也是如此的非同一般，想必这条路上也有着属于她的独特记忆，就如同我的一样。不喜欢拍照的我笑着让姐姐给我拍了一张照，我就微笑着站在水泥路上，路两旁是光秃秃的白杨树干，路上覆着薄薄的积雪，衬得水泥路就像刚修好时那般纯白。这是我有关于这条路唯一的照片，有时会翻出来看看，这条路其他的样子只能静静的躺在脑海里，我正轻轻拭去记忆里的灰尘，将他们一张张翻出来。
十几年的生活，路与我的故乡揉在了一起，它是山窝窝里小村庄的血脉。从仲夏到寒冬，从风雨到霜雪，我一步步顺着水泥路走了出来，外面的路多的是，只是外面的路上没有让我留恋的故事，从前每天都要走的路，现在却只剩下断断续续的回忆。玉米葱茂时，二姐带我跨过这条路开始求学；高考结束后，父亲又顺着这条路将我接回家中；我从这条路上送大姐出嫁，又送二姐出嫁；我又从这条路上将妻子娶了回来，那一日友乐和声远是我的伴郎，家明开着车在水泥路上将我们截了下来，他们笑着闹着，围着我起哄，我也笑着闹着，陪着他们起哄，就像是十几年前，我们骑着自行车从那儿路过时一样。
穿过这条蜿蜒在农田和村落之间的狭窄小道之后，路突然变得颠簸起来，我放慢了车速，放下了车窗，感受着熟悉的一切。水泥路上已经爬满了裂痕，路旁的白杨也换成了松柏和石楠，只有右手边的丘陵和左手边的玉米地未变样子，而爷爷奶奶就躺在临近水泥路的那片玉米地里。经过团山沟时，又看到“傻振”穿着不合身的西服站在路口上，冲我卖力的挥舞着手中的红旗，我这才明白，也许他不是在指挥交通，而是为与他相熟的孩子指出回家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