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哑巴父亲
辽宁北部有一个中等城市铁岭。在铁岭工人街街头，几乎每天清晨和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豆腐车慢慢走着，车上的蓄电池喇叭发出清脆的女孩的声音:“卖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豆腐咧……”
那声音是我的，那个老头儿，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个哑巴。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今天，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声音放在父亲的豆腐车上，替换下他手里摇了几十年的铜铃铛。
两三岁时我就懂得了有一个哑巴父亲是多么的屈辱。当我看到有的小孩儿被大人使唤着过来买豆腐，不给钱就跑，父亲伸直脖子也喊不出声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哥一样追上那孩子揍两拳，我伤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声，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父亲是个哑巴。我一直冷冷地拒绝着我的父亲。
我要好好念书，上大学，离开这个人人都知道我父亲是个哑巴的小村子!这是当时我最大的愿望。
我终于考上了大学。父亲特地穿上了一件新缝制的蓝褂子，坐在傍晚的灯下，表情喜悦而郑重地把一堆还残留着豆腐味儿的钞票送到我手上，嘴里哇啦哇啦地不停地“说”着。我茫然地听着他的热切和骄傲，茫然地看他带着满足的笑容去“通知”亲戚和邻居。当我看到他领着二叔和哥哥们把他精心饲养了两年的大肥猪拉出去宰杀掉，请遍父老乡亲庆贺我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碰到了我坚硬的心弦，我哭了。吃饭的时候，我当着大伙儿的面给父亲夹上几块猪肉，流着眼泪叫着:“爸，爸，您吃肉。”父亲听不到，但他知道了我的意思，眼睛里放出从未有过的光亮，泪水和着高粱酒大口地喝下。
父亲用带着淡淡豆腐味儿的钞票供我读完大学。1996年，我毕业分配回到了距我乡下老家四十华里的铁岭。
安顿好一切以后，我去接一直单独生活的父亲来城里享受女儿迟来的亲情。可就在坐着出租车回乡的途中，我遭遇了车祸。出事后的一切是大嫂告诉我的。
过路的人中有人认出我是老涂家的三丫头，急忙告诉了我的家人。大哥二哥大嫂二嫂先赶来，看着浑身是血不省人事的我哭成一团，乱了阵脚。最后赶来的父亲拨开人群，抱起已被人们断定必死无疑的我，截住路旁一辆大汽车。他用肩扛着我，腾出手来从衣袋里摸出一大把卖豆腐的零钱塞到司机手里，请求司机把我送到医院。嫂子说，从来没见过懦弱的父亲那样坚强而有力量!
在认真清理完伤口之后，医生让我转院，并暗示大哥二哥准备后事。
父亲扯碎了大哥绝望之际为我买来的寿衣，比划着说:“你妹妹不会死的，她才二十多岁，她一定行的，我们一定能救活她!”
伟大的父爱，不仅支撑着我的生命，也支撑起医生抢救我的信心和决心。我被推上了手术台。
天地垂怜，我活了下来。但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昏迷着，对父亲的爱没有任何感应。面对已成植物人的我，人们都已失去信心，只有父亲守在我的床边，坚定地等我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