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岁那年我上高三，正值准备高考的关键时刻，也是全家人紧张兮兮的想看省重点高中的我是不是能考个重点大学时，我却病了。说“病了”其实也不恰当，现在看来，是顶不住压力出了心理问题。
母亲为我办理了休学，带着我四处求医，甚至求到了老家的舅舅去请神请符。舅妈托人捎来了一个红色的小袋子，让我随身携带。我曾偷偷拆开来看，里面有些说不出名的干草，还有晾干的虫子尸体。突然有一天，母亲像脑子突然开窍似的自言自语“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都怪我”。
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小时候体弱多病，母亲的奶奶在我一岁的时候替我拜了一个神做“干娘”，并嘱咐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回去还愿，但她老人家没有能挺到我十八岁便去世了，还愿的方式都没来的及讲，母亲也忘记有这么一回事，等她想起来，我的问题便正好对上了没有“还愿”这件事。
从那以后，我便听她讲了很多这个“姥姥娘”的故事。
母亲兄弟姐妹六人，对他们的奶奶感情极深。老太太生于清朝末年，是大户人家的丫鬟，后嫁给了长工生了两个儿子，就是我的姥爷和他哥哥。
姥姥娘命苦，年轻时便死了丈夫，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儿子。她年轻的时候成为了共产党地下交通站的联络员，是一位老党员，曾见识过枪林弹雨，也招待过进村的日本人，是一个刚强胆大的女人。有一年，有个有名的风水先生因先前受她恩惠，要帮忙看祖坟的位置，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不求官宦，不求富贵，只求子嗣繁茂。
村里的老人都说，她的两个儿子长得天差地别，大儿子英俊的像天上的星星，二儿子虽然长的也不错，不过比一般人要好一点罢了，与大儿子是不能比的。大儿子很小便跟着八路军打仗，二十六岁的时候徐州一场战役胜利后，被委派做徐州财政局局长。可是常年打仗积劳成疾，没多久便去世了。老太太没了一个儿子，也没表现出多么的悲痛，她的要强不允许她这么做，只是逢人就说“老大出生的时候，有个老和尚看到他脚底的痣，说这个孩子来讨债的，留不住。”
后来她就一直跟二儿子，就是我的姥爷住在一起。老太太不是普通的小脚女人，她是旧社会的职业女性。除了做地下交通员，凭着一双小脚连夜递送信件，她还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接生婆，凭着手艺服务附近三个县的孕妇，经常半夜和过年都不得空在家。母亲回忆起来时，总是一脸满足，因为她的奶奶是一个受十里八乡尊敬的人，来请她接生的人经常会给家里送来不少好东西，家里虽然有六个孩子，但却不缺吃穿。建国以后，县医院邀请她去医院妇产科，她只答应了定期去讲课，却撇下了国家安排的房子，依旧住在乡下自己的三间房里。也许是经过战乱，也许认为那才是家，自己的三间房许是老人给自己留的最后一点安全感。
我的姥爷，也就是老太太的二儿子，五十几岁也去世了，留下了媳妇儿和六个孩子陪着老人。老太太精神矍铄地看着孙儿们，一刻都不能看出她在这世上已经没有丈夫和孩子，她依旧跑着去接生，也有孕妇上门来求助。她可以通过摸脉搏准确算出孕妇临盆的日子，可以手动替孕妇调整胎位，还能摸出是男还是女。旧时，各家都有地要种，重男轻女也就特别严重，很多孕妇大着肚子来问男女，都被她笑笑推了回去，说这事儿说了太缺德。
她有很多旧时的习惯，比如不能经常洗头，因为她相信人死了是要把这辈子洗头的水喝光才能上奈何桥的；她会帮被吓着的婴儿剪连成串的小纸人，拿到院子的污水口烧掉，再念念有词的扫出去；但她也支持女人学习，要母亲去上学，要求她们去工作，去适应新的社会形势。
老太太于1999年去世了，享年98岁，最终也没跨过这个世纪。我在很小的时候与她见过两次面，她总是把藏在抽屉深处的好吃的偷偷拿给出来，很满足地看着我吃。我再能记起的，是她常年拿着一个旱烟袋，靠在一张木头床旁用力地磕着，再用泛黄的指甲塞进去新的烟叶，在窗口射进的斜阳下一袋接一袋的抽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