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幼儿
1975年9月，我出生在的沂蒙山，祖籍青岛。
五十年代，爷爷奶奶带着三男两女从青岛迁到这里。爷爷在食品系统工作，奶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我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父亲是家里的老大。我的两个叔叔成家后，各自生了一个女孩。老人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我作为家族里的长子长孙和唯一的男孩儿，自然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而对于叔叔家的两个妹妹，他们几乎没照看过。因此，我对爷爷奶奶的感情十分深厚，当他们去世的时候，我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的外公外婆都是教授级的医务工作者，工作几经调动，家最终从沂蒙山搬到了泰安。妈妈在娘家也是老大，下边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舅舅当兵转业后，跟随外公外婆在医院工作。舅舅喜欢画画，没有拜师，自学成才，逐渐成为一名民间书画家。姨妈自小能歌善舞，跟我妈一起留在了沂蒙山，和唱戏的姨夫在文化系统工作。外公年轻的时候很牛，是建国初期援助坦桑尼亚的医疗专家之一。外公一家体面的工作再加上出国的经历，眼界自然比较开阔，经济状况也略好一些。因此，在那个物资十分匮乏的年代，我不但没有挨饿受冻的经历，反而还吃到很多人想都不敢想、见都见不到、甚至都没听说过的美食，比如大白兔奶糖、奶油饼干等等。
70年代，中国开始逐渐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最初只是鼓励一家只生一个孩，没有强制性。母亲是“胎里素”，就是先天一丁点肉都不能吃的那种人。我跟着妈妈“沾光”，打小身体就虚，整夜整夜的哭（后来才知道是缺钙），害的父母精疲力尽，没有再要孩子。我就光荣的成为了共和国第一批独生子女。
那个年代的工作是没有“周末”这个概念的。尽管国家规定了8小时工作制和星期天休息，但加班加点、抓革命促生产、学政治学理论是家常便饭。父母为了不耽误革命工作，等我稍大一点，就把我送到奶奶家帮忙照看。那时的交通工具只有自行车，虽然在城里，可路却特别难走，真正的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印象中我都好大了，奶奶家门口的马路还是一条泥路——而且要翻一个很大的山坡。父亲每天天不亮用自行车把还没睡醒的我送到奶奶家，中午妈妈来喂一次奶，晚上下班爸爸再接我回去。现在想想，一天这两个来回，少说也得20公里，而且还得赶时间，不能迟到。就这样，不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爸妈为了我就这么来回的跑了将近三年。
当然，奶奶爷爷也不能白白养我，就爷爷自己一个人挣工资，生活本就拮据。所以，我爸每个月还要拿出接近一个人的工资，交给奶奶作生活费。
等我三岁的以后，就到父亲厂里的托儿所了，相当于现在的企业内部幼儿园。这一段的记忆比较模糊，大人们平时说的也少，我脑子里只有丁点零散的片段。唯一印象深刻的，就是自小没亏过嘴，所以也不懂得珍惜，跟小朋友玩的时候，把外公从上海带回来的奶油饼干插进厕所的便便里。托儿所老师给我妈告状的时候，言语中透漏出了无限的心疼和惋惜，恐怕她们也没见过、没吃过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