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帆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和厦门大学EMBA管理学院的特聘讲师，2018年，机缘巧合之下，何帆决定写一套记录中国经济社会变迁的丛书，跨度为30年，一年写一本，今年是第一年。

《变量》开篇，作者首先明确了描述历史的2种模式。

第1种是长河模式，多数历史学家都是采用的这种模式，“按时间顺序的编年史写法，一步步写出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让历史想江河一样流淌”，其特点是单向度、长跨度。

而本文采用的大树模式，则是像观察一棵树一样，多角度、更立体地去观察历史，其特点是多维度、短跨度。

接着，作者定义了四个概念：快变量和慢变量、大趋势和小趋势。

举例来讲，比如说台风要来了，那么天气变化是快变量，而地月的潮汐运动是慢变量；又比如说盖房子，房子的框架是相差无几的，但装修又各有各的风格，因此盖房子是大趋势，而装修是小趋势。

在事物的发展初期要看大趋势，到了发展后期则要看小趋势。

接下来作者开始进入主题，详细描述和分析了2018年他看到的5个变量以及对应的小趋势。

第一个变量是：大国博弈。

典型的例子就是中美的贸易摩擦。这其中的快变量当然是既得利益分配的不均。但我们稍稍往细里看一点，实际上是全球化进程和技术发展造成的利益分配问题。一边是工业革命时期技术的既得利益者，一边是以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就像工业革命来临时，缝纫机让裁缝失了业，汽车让马车失了业，现在的西方国家，也有一大批人受到技术的冲击，感到眩晕，想要下车，而刚上车的人又在拼命地往里挤。

第二个变量是：技术赋能。

作者认为，在创新阶段，寻找技术的应用场景比技术研发更加重要。20世纪初，福特汽车曾带来了民用汽车的普及，但造车涉及的炼钢、机械、发动机、零部件等“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别人手里，福特不可能做到产业的垂直一体化，真正让福特取得成功的，是流水线这样的“应用技术”。

美国人追求速度和标准化，因此廉价汽车的需求很广泛，福特流水线的生产方式顺应了当时美国的“国情”，走对了群众路线。

中国在选择应用技术的时候，也应该寻找与自己的市场性格最为匹配的技术。

中国现阶段有2个竞争优势，一个是“工程师红利”，中国现在有大量廉价且被低估的理工科人才。第二个是“市场红利”，中国有足够大的市场来进行新技术的商业化尝试。引用恩格斯的话：“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10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第三个变量是新旧融合。

莎士比亚在《暴风雨》中写到：“凡是过往，皆为序章”。

互联网的出现颠覆了诸多行业，但未必所有的传统行业都要面临消亡——老兵不死，只要换上新装。

互联网行业擅长大数据，传统行业擅长小数据。什么是小数据？是某个具体用户的深度体验、某个具体生产环节中的微妙变化的数据。一个企业单打独斗的情况越来越少，更多的是企业将触角尽可能地伸向更多的领域，公司的边界也越来越难以界定。

第四个变量是自下而上。

过去的城市是单核的，城市主要的功能都集中在中心区域，然后再向外扩张；未来的城市是多核扁平的，没有中心。 

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是政府卖地、房地产商买地盖房、用户买房的单一模式，而自下而上则是政府放权，充分发挥基层的作用，从单核城市到多核城市，实现自下而上的“精明收缩”。

精明收缩有3种形式。第一种是底特律式“再增长模式”，盲目地增加投资吸引人口；第二种是辽宁阜新式“震荡收缩”，是一种失败的城市产业转型；第三种是义乌式“精明收缩”，城市规模收缩了，但城市却更有活力了。这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保持开放性。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也在掀起一场颜值革命。颜值不是说建筑宏不宏伟好不好看，而是从体验来说能不能吸引用户。

清华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认为城市正在从碳基城市转化为硅基城市。这是互联网带来的影响，线上线下相互融合。硅基空间具有虚拟、运算、共享的优势。

第五个变量是重建社群。

现在的社会看起来好像是更冷漠更自私了，但作者认为，这只是社群转型的必经之路，人们对集体生活的向往并没有泯灭。

出现重建社群的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丰裕社会的到来。私人财富增加单公共产品稀缺，有珊瑚珠的社群有助于幸福指数的提升。第二个是人们择邻而居。人是环境动物，人的行为会因为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第三个是网络连通。看似冷漠的线上虚拟交流实则是加强了线下真实世界的沟通。

（完）

2019.2.17

附：《变量》思维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