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思·斯坦诺维奇（Keith E. Stanovich）是加拿大心理学家，多伦多大学人类发展与应用心理学教授，他的理性三部曲——《机器人叛乱》、《超越智商》、《决策与理性》，重新定义了人类认知能力，在认知心理学领域影响深远。这本《对伪心理学说不》书被誉为“真正的”心理学入门书籍，在豆瓣读书上被评为9.2分，有的读者在书评中赞道：“尽管这本书在豆瓣评分极高，我认为它始终被低估了”。又有的读者赞道：“这本书是一本堪称经典的好书，而且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心理学的范畴”。

斯坦诺维奇大叔开篇就对心理学鼻祖弗洛伊德进行了批判，刷新了普通人的认知观。他认为，弗洛伊德虽声名远播，极大地影响了普通公众对心理学的理解，同时也造成了诸多认识上的误区。事实上，在现代心理学家所关注的大量研究主题、数据和理论中，弗洛伊德的工作只占其中极小的一部分。事实上，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彻底误导了人们对心理学研究的印象。例如，弗洛伊德并不采用控制实验，而控制实验是现代心理学研究最有力的武器；佛洛依德认为，个案研究足以证明理论的真实或谬误，而这一理念实际是错误的。

心理学和世俗智慧：“常识”的误区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内隐的有关行为的模型，这些模型影响着我们的互动以及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我们个人的行为模型并不像真正的理论那样具有内部一致性，相反，当我们觉得需要对行为作出解释时，往往搬出一箩筐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真理、说教及谚语。这些关于行为的常识存在一个问题，它们之中有不少是自相矛盾的，因此也是不可证伪的。例如，我们都听过“三思而后行”，但还有人告诉我们“该出手时就出手”；如果“欲速则不达”，那为何我们又会听到“时不我待”？既然“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为什么又说“三个和尚没水吃”？如果我认为“行走江湖，安全第一”，为什么也相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类谚语和俗话构成了对行为的固有“解释”，不管发生什么，都可以拿一条出来解释一番，世俗智慧的可鄙之处就在于，它们很难被驳倒。

接着，斯坦诺维奇大叔提出了可证伪性这一命题。科学只研究可解的问题，即可检验的理论。科学家要确认某个理论是否可检验，采取的方法就是确保该理论是可证伪的。

举个栗子：1793年，一场严重的流行病——黄热病袭击了美国费城。有一位顶尖的医生叫本杰明.拉什。在灾难中，拉什是少数几位确实治疗了几千例黄热病的医生。他信奉一种医学理论，认为黄热病必须用大量放血的方法治疗。但许多人批评这种疗法比疾病本身更危险，然而拉什却坚信这种疗法是正确的。他将每个好转的病例都归功于放血疗法的功效，将每个死亡的病例都归结为病人已经病入膏肓。

从可证伪的角度，本杰明.拉什在评估其疗法时陷入了一个致命的陷阱。如果说，病人的恢复是对他疗法的肯定，那只有当病人的死亡是对其疗法的否定才算公平。但事实上，他把这种否定合理化了。拉什解释证据的方式，违反了科学理论建构和检验应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他令自己的理论不能被证伪。

可证伪性标准。科学理论的表述应遵循这样的原则——从中得出的预测有可能被表明是错误的。因此，对某理论的新证据进行评价，必须使新的数据具有证伪该理论的可能性。这项原则被称为“可证伪性标准”。如果一项理论预测包括了所有可能观察到的数据，那么它将永远不能被修正，那么这样的理论就丧失了任何预测能力。

比如，一个人预测：明天会下雨。这个预测就不可证伪，因为明天全世界总有一个地方会下雨。如果他预测：明天北京会下雨。这个结果就显而易见。

再比如，指导员做战前动员，称“只要冲锋足够快，就不会受伤”。你拼尽全力冲锋，可战后却浑身血淋淋地被抬了回来。你说指导员的话不对，指导员却说：“那是因为你冲得不够快，否则就不会受伤了，记着下次冲快点啊。”面对这么流氓的解释，你只能哑口无言。但你已经知道了他是个骗子，原因在于他根本就没有给出冲锋足够快的标准，无论你冲得有多快，只要你受伤了，他永远可以称原因是你不够快，他的说法“永远正确”。好的理论作出的预测总是会显示自己是可证伪的；坏的理论作出的预测总是笼统的，以至于总会被证明是正确的。

承认错误的自由

科学家们发现，可证伪性原则的一个最具有解放意义的启示就是：在科学上，犯错并不是罪过。“科学的本质就是在公众面前犯错，以期待他人能够帮助其修正这些错误”。当数据与理论不符时，通过对理论进行不断修正，科学家们最终共同构建起更好地反映世界本质的理论。在生活中，如果我们使用可证伪性原则的话，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将大大改善。当我们的信仰与观察到的事实相冲突时，我们最好调整信仰，而不是否认事实和坚持错误的想法，这样我们会很少遇到一些个人和社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