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读了芦笛的文章《中国人思维的五大逻辑缺陷》，有些想法，写出来和大家交流。
文章一开始问：“中国人会思维吗？”很有些耸人听闻。人如果不会思维，那就禽兽不如了，因为很多动物都具备一定的思维能力。实际上，文章的标题已经说得明白，中国人思维存在逻辑缺陷，这肯定不等同于不会思维。
中国人思维方式与西方人思维方式的差异很大，关键确实在不重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模糊思维比较发达。其结果就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没有真正意义的哲学著作，也没有构建了完整体系的思想家。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重逻辑？
熊逸认为：“中国人不大讲究逻辑，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语言的制约。”（“得到”APP，熊逸书院专栏文章《熊逸答万维钢：国学的三个问题》）
这个说法有道理。古汉语句式简单，一字多义，具有模糊性。从语言和思维的密切相关看，古汉语的模糊性源于中国人原始思维的模糊性，语言的模糊性又反过来增强了思维的模糊性。
然而，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恐怕是形成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根本原因。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该地域的文化，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形成了相应的思维方式和语言。农耕文明地域相对封闭、倾向构建秩序井然，不易变革的稳定社会。社会更注重群体性，崇拜威权，压抑个性。
芦笛批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没有逻辑性，这个问题先按下不说。先说这正是儒家对士的基本要求，也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终极追求：修身养性，投身政治。修身养性侧重于提高道德修养，其目的是在政治中实现自我价值：“学而优则仕”，“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道德的标准就是圣人，所以只要读懂圣贤书就可以了。道德是意识形态，印有不同时期统治者的印记，而逻辑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事物间的内在关系，而以抽象形式标志这种关系的思维方式。在中国古人看来，除却君王天下事就没有大事，只有圣人之论是大学，其他都是雕虫小技，是小学，当然不在追求之列了。所以，在百家争鸣的论辩中，虽有墨家的一点点逻辑萌芽，但是终归没有发展成严谨的逻辑思维，并且产生逻辑学。
比诸子百家稍晚些的亚里士多德却建立了完整的逻辑学体系。有人说，逻辑学是在古希腊的百家争鸣中产生的，那就要问了，为什么同样有百家争鸣的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学，却一直以类推（类比推理）自得？
中国人思维不重逻辑，是有传统的。就这点而言，芦笛的文章没什么问题。问题在于，芦笛的文章很多处恰恰以存在逻辑缺陷的论证，批评中国人思维的逻辑缺陷。
来看芦笛拿出来吊打的《老子》中的两段文字，值得从逻辑角度再分析。
来看被作为不论而证例子的一段：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芦笛说这里只有三个论点，没有论据支持，属于只论而证。
这段文字的问题首先不在这里，在于需要辨别命题的真伪，进而分析逻辑关系。
第一句，是陈述，讲存在过的事实：古时候善于遵循道行事的人，不用巧智教化民众，而让民众保持着淳朴。姑且认为古时候确实存在这样的事实，这个命题成立。第二句，讲之所以这样做的依据：民众难以治理，是他们有太多的巧智心机。这个命题的真伪需要确定。芦笛也针对这点提出了问题：愚民就好治理吗？要注意，此愚民非彼愚民。愚对应智，智指机巧，愚不是愚昧、愚蠢，而指淳朴。民智未开之时，民风淳朴，社会因为很少利益之争而相对和谐。民众懂得了为个人利益而争，就会用巧智心机，民风不古，社会动荡不安。在老子看来，春秋时期社会矛盾的根源在此，对他而言这个命题也是成立的。第三句，由上面两个命题推出结论：所以以巧智治理国家，是国家的祸害；不以巧智治国，是国家的福祉。
《老子》确实有反智倾向，这段文字是佐证，这里不讨论这个问题。从逻辑看，前两个命题，可以推出第三个命题。尽管从今天的认识看，这个结论不被接受。
从论证看，第一句和第二句是论据，论点是第三句，不是只论不证。
再看芦笛作为乱用类比推理例证的《老子》所言：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按，此据马王堆帛书，下不注），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以其身后之。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为之争。”
芦笛分析说：“这里由一连串的“是以”连接起来的连锁推论方式，本来在逻辑上就是毫无价值的。然而这一切推论，竟是从“水往低处流”这个自然现象中导出来的！因为江海位置低下，能纳百川，所以圣人为了爬上去统治百姓，就必须先伏低做小，这算是什么推理？就算“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成立，它与促使水流动的地心引力又有什么鬼相干？”
类比推理能够成立的规则是构成类比的事物之间存在共性，老子这段话的类比建立在水处低，而圣人如果想位居民众之上，自身为民众表率，也必须处低。江海因为能处低，所以百川归往；圣人如果能像江海一样处低，反而能居于民上为统治者。然后就会出现圣人虽然位在其上，民众不以为负累，居于前民众不以为受害的情况。然后民众对于他是乐于推崇而不厌弃。因为他不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和他争，这是原因。结论不是从水处低这种现象本身推导出来，而是以两个具有共性特征的事物之类比，引出结论。这个类比推理完全不是乱用，在逻辑上是成立的。
再来看一段芦笛的分析：“‘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我在《四书》里能找到的最好的归纳，适用于大多数情况。错是错在那个‘凡’字上，把话说死了，说得没有例外了。老芦天天开车去上班，这也算‘凡事’之一吧。然而这种事我哪怕在梦游状态中也不会‘废’，并不需要预先计划安排一番。相反，一场科研实验，无论事先计划的何等周密，却也不一定‘立’，完全可能惨败。”
首先“凡”当“大凡”讲，相当于“一般来说”，和今天的“凡事”不是一码事，因此并不是“说得没有例外了”。而且，开车是一种熟能生巧的技能，你的“豫”在学车时已经完成了。即使如此，你真的在梦游状态开车也不会废？这得问交警信不信。
还有，这句话是说，大凡说事情做好计划就能够成功，不做计划就很难成功。从逻辑讲，你说，这等于说做计划就一定成功吗？说了“豫则必立”了吗？
再看一例。芦笛说：“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早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例子指出过这种‘连锁推论’的荒唐。该‘理论’从‘个人’到‘天下’层层放大，连续飞跃，毫无逻辑上的联系，却被读书人奉行了两千年，其间竟没有多少人想想∶一个人就算是修身修到活佛的境界，难道就会自动具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不成？”
先来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周王朝实施封建制时代的产物。封建制社会秩序的构成就是天下是周王朝的，亲属子弟分封到各诸侯国，诸侯国下面有士大夫的采邑，就是家，家下面是从属于家的个人。个人要修身，士大夫要齐家，诸侯王要治国，周王要平天下，基础就是个人的修身。个人修为高，是前提条件，但不保证导出后面的结果。反过来说，产生后面的结果，必须有前提条件。这里的逻辑很清楚，不是随意层层放大。几千年的读书人之所以信奉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有修为的不一定能治国，没有修为的一定不能治国，这个道理今天也说得通呀，只不过今天的修为不限于道德。
而且，《礼记·大学》里的这段话详细解释了修身的过程，起点在“格物”，为事物分类、命名，这是认识的开端。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获得知识，才能有清晰的意识，才能端正思想，才能修身。讲得挺好的，却没有很好地践行。
今天在“得到”APP听到了罗胖对玻璃与中国人檫肩而过的分析，他在分析中引述吴伯凡所说：“任何一个优势的取得，都隐含着一个你意识不到的劣势。”当中国人因为在瓷器上的绝对优势，忽略了玻璃这个当时根本无法与瓷器匹敌的小玩意时，也就隐含了在玻璃制作上的劣势。并且因此错失了因玻璃引发的社会思想观念改变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机会。
同理，中国人运用类推顺畅地完成对圣贤的诠释之时，仿佛已经占据了思想的高地，具有绝对的优势。却不知已经隐含了思维方式的劣势，导致错失了思想达到更高层次的机会，也没有了形成科学思维的可能。
说到这里，一个问题自然呈现：怎么办？
芦笛开出了药方：“为了使本民族稍微有些理智，我们的教育制度必须作根本的改革，废除那种制造工匠的应试教育，采取西方那种旨在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的教育方法。为此首先必须将逻辑学开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虽然西方现在已经停止教授逻辑，然而那是因为逻辑思维已经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不必再多此一举。但在中国这却是非补不可的一课。”
我有两点疑问：
一、应试教育真能制造工匠吗？那应该很了不起了。可惜，现实与这种说法相悖，当今中国最缺乏的人才就有各行各业的工匠。对工匠有偏见，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应该摒弃的东西。
二、将逻辑学设为所有学科的必修课就能解决中国人逻辑思维的问题吗？我对此表示怀疑。思想道德修养课是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的必修课，中国人的思想道德水准因此提高了吗？还有，西方现在已经停止教授逻辑，这种说法从何而来？事实依据是什么？如果这是真的，这个结果的原因是“逻辑思维已经成了人家的深厚传统”吗？听着别扭。逻辑思维成了传统？然后深入骨髓，代代遗传，不必再学？
改变中国人不重逻辑思维的现状，在教育上用力是必须的，但不是开设一门课程就能解决的。教育引导孩子找到认知升级的的路径，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形成开放的认知结构，并不断在学习中升级认知。这就要求首先在文史哲基础科目内容的选择上，更加注重逻辑思维的训练。这样中国孩子的思维就会在认知升级的过程中，逐渐完善起来，思维的逻辑缺陷就会减少。当今中国的应试教育肯定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只能寄希望于教育的改革，寄希望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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